清代长篇小说。吴敬梓撰。吴敬梓字敬轩，一字文木。本书写定于他的晚年(约50岁以前)。今传最早的刻本是嘉庆八年(1803)的卧闲草堂本，56回，后来的刻本多据此。在此以前，此书还曾有过“五十卷”本的记载，未见。至光绪间又有60回本出，则显系后人妄增。56回本最后一回“幽榜”也系后人所增，1949年以后，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和江苏古籍出版社据56回本先后整理出版过注本、会校会注本和新评本，更扩大了影响。

小说从元末明初写起，终止于明代万历朝的200余年。它以科举制度为中心，着力描写在这一制度下生活的读书人。其中多取真人真事为基础，所以实际上主要是以作者生活的时代为背景。

科举制度在明代已受到一些人的抨击，小说第一回也借王冕之口说道：“这个法却定的不好，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轻了。”科举制度造就了一大批只知时文八股，此外一无所知的读书人。他们只知凭八股文考试做官，钻营谋私，然后骑在百姓头上作威作福。因此，获取功名，就决定了读书人荣辱升沉的命运。周进、范进就是两个突出的典型。范进中举以后，不到两三个月的功夫，田产房屋，奴婢仆人都有了，从此飞黄腾达。戚蓼斋不惜化一大笔钱去补个廪生，以便有资格去参加会试，谋取官职。读书人十年寒窗，一朝发迹，便不顾一切地捞钱，成为贪官污吏。王惠念念不忘的是“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因此一到南昌府任上，就打听银子的来处。此外，它也造就了依仗功名权势鱼肉乡民的土豪劣绅，作品第二回写的盛气凌人的王孝廉，第四回榨人田产的退职县令张静斋，以及关押邻人的猪，又用几片云片糕敲榨船家的严贡生等，就属这一类人物。

科举制度下产生了形形色色的八股迷。马二先生甚至相信“就是孔夫子在而今，也要念(八股)文章，断不讲那‘言寡尤，行寡悔’的话。”有一些本极纯洁可爱的青年，只因中了科举思想的毒害而堕落。匡超人原来事亲极孝，只因听从了马二先生的鼓励去热心举业，丢下父母去和一班斗方名士鬼混，举业未就，倒是走上诓骗欺诈的邪路。牛浦郎本也纯朴，后来也偷人诗稿，冒名顶替，招摇撞骗起来。鲁小姐的妆台绣榻、满屋子摆满了八股文选本，只因丈夫不谙八股文章，她大失所望，只能把希望放在课督儿子身上。王玉辉满脑子名节观念，竟残忍地鼓励女儿为丈夫殉节而死。

然而事实是，在科举道路上得到满足的毕竟只是少数，许多人皓首穷经而蹭蹬一生。牛布衣最后穷愁潦倒，客死异乡，落得无人收尸的下场；倪霜峰6个儿子卖了4个，死了1个，最后小儿子也只好忍痛过继于人。此外，作品中出现的一大批斗方名士，更是科举制度下产生的畸形儿。他们中有的是考试落第的失败者，如杨执中；有的假托斯文，实际是无恶不作的恶棍，如权勿用；有的是沽名钓誉的公子哥儿，如娄氏兄弟。大量的人则是附庸风雅的医生、商人如赵雪斋、景兰江、支剑峰之流。他们自鸣清高，以风流名士自居，实则是社会的一批寄生虫，行为可卑可笑。

在八股科举昌盛的时代，也有许多不慕功名富贵而保持读书人应有的操守的人物。作者在他们身上寄托了自己的理想。杜少卿无意功名，拒绝征辟，却慷慨好施，乐于助人至倾囊不计。变卖家产以后，他移居南京，与夫人携手共游清凉山，并不颇及他人讪笑。他反对一夫多妻，赞赏沈琼枝的逃婚反抗，以卖画为生的自食其力，反映了他的民主思想。另一类受到作者崇敬的是虞育德、庄绍光、迟衡山一类的“真儒”，他们轻视时文八股，提倡经世致用的学问。第36回，作品描写了他们隆重举行的泰伯祠祭典，反映了他们对于世风崩颓的危机感，力图以此盛举重建礼乐兵农的政教事业。但实际这只是一种幻想罢了。

此外，作品还写到许多市井细民，如牛老爹、卜老爹、倪老爹、鲍文卿等。他们或者小本经营自己的店铺，或者仗一技之长自食其力，社会地位卑微，但行为磊落，饱有同情心和正义感。作者在儒林之外发现了他们身上的高尚品德，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去表现他们。最后，作品又写了4位市井“奇人”，代表了读书人的书、棋、琴、画的生活思想，富有深意。

《儒林外史》是中国第一部长篇讽刺小说，在小说史上有重要地位。小说的讽刺手法是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上的。它揭露八股科举之弊，概括了现实中习以为常的现象，人物围绕这一中心而旋转、升沉。周进和范进为博取功名奋斗了大半生，穷愁潦倒，受人折辱，反映了科举时代的生活真实。二人前后思想行为的变化，正是以地位的变化为契机，因而作者对他们的态度也随之变化。对于匡超人、牛浦郎的描写也是如此。马二先生行为迂执可笑，但他鼓励青年人去研习八股，博取功名，却是出于古道热肠的热忱。作者写出了这一人物的复杂性。此外，无论写八股迷的闺阁小姐，还是一心想做官太太的妓女，鼓励女儿殉节的父亲，作者的态度又含着悲哀和叹息。在这方面，吴敬梓异常注意把握讽刺的分寸。

《儒林外史》讽刺艺术的成功，还在于它善于在生活中捕捉住富于特征性的细节，信手拈来，含蓄委宛而往往不露痕迹。当然，其中也包含了适度的夸张。如范进中举时，众人寻他不着，他却“抱着鸡，手里插个草标”，在寻人卖鸡，表现他的功名未遂时的落拓相。严监生胆小怕事，一生心疼钱财，临终时为了灯盏里多了一根灯草还不肯咽气。马二先生游西湖，心里盘算着选八股文章的事，一路上检便宜的大嚼一通，对于周围的仕女和湖光山色都不在意，讽刺得入木三分。有时，作者又在人物言行的自相矛盾中来展现其思想性格。胡屠户刚辱骂过女婿范进“尖嘴猴腮”，没有出息，曾几何时，听说已经中举，又忙不迭地当众称扬地“才学又高，品貌又好”。范进母亲去世，他表面上尽哀尽孝，但居丧期打秋风，吃浑腥，毫无顾忌。严贡生吹嘘自己“在乡里之间，从不晓得占人半丝半粟的便宜”，话刚说完，便有家人来报他关了乡邻一口猪，主人来讨的事。通过这类言行矛盾的描写，把原来掩盖着的虚伪丑恶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儒林外史》的语言具有鲜明的特色。它继承了中国古代通俗小说白描的传统，又融铸了南方南京一带的方言口语和某些文言的成份，创造了别具一格的文学语言，朴实、洗炼而幽默。人物对话，注意恰到好处地选择表现他们不同性格和职业的用语。叙事时，寓深意于平淡含蓄之中。有时短短几个字，往往达到画龙点睛之妙。譬如第3回通过周进的眼睛写进场的考生：“也有小的，也有老的，仪表端正的，獐头鼠目的，衣冠齐楚的，蓝缕破烂的”。范进的外貌是“面黄肌瘦，花白胡须，头上戴一顶破毡帽”。读者从中可以初步意会到他们不同的出身、教养以至经历，作者同时也表示了对于科场的良莠麕杂的讽刺。这部小说以叙事为主，偶而写景，又能融合中国古代散文的笔法，寓情于景。如著名的王冕作画，雨过天睛一段，确实不愧“人在画图中”一般，令人心旷神怡。

《儒林外史》有其独特的艺术结构，历来对其褒贬不一。鲁迅称它“虽云长篇，颇同短制”，“事与其来俱起，亦与其去俱讫”(《中国小说史略》)，没有贯穿全书的中心事件与中心人物。但它的优点也很明显。它像一幅历史的长卷，展现了一个时代读书人的生活，各个“段落”，作者都能选择极为精彩的事件和特征性人物为活动中心，犹如集串的珍珠，令人目不暇接。在这一结构中，前面的“主角”，成为后面的“配角”，过渡也极自然，表现一个完整的主题。这一结构，还被后来的一些小说所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