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文学、史学理论著作。9卷(或为8卷)。章学诚著。章学诚“上探班、刘，溯源官礼，下该《雕龙》、《史通》，甄别名实，品藻流别”，集毕生学术研究的精华，而完成了《文史通义》 一书。书中立论，逆时趋而持风气，弥合考据、义理、词章三家的界限，阐发了一系列独到的文学、史学理论见解，在乾、嘉时期自成 一家之言。

在史学理论方面，章学诚力倡“六经皆史”之说，主张“六经皆先王之政典”，表现了注重经世致用的倾向。由此，他强调“道”与“器”、“理”与“事”的统一，认为“道不离器，犹影不离形”、反对“舍天下事物人伦日用”而言“道”，并推重“述事而理以昭焉，言理而事以范焉”的历史著作。章学诚于“才、学、识”之外，犹重“史德”，要求“欲为良史者”，“当慎辨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

在文学理论方面，章学诚提出“立言之要，在于有物”，反对“空言”，要求文章写作“盖必有所需，而后从而给之，有所郁，而后从而宣之，有所弊，而后从而救之”，认为优秀作品“皆本于中之所见，初非好为炳炳烺烺，如锦工绣女之矜姱采色”，并以“气昌而情挚”者，为“天下之至文”。章学诚反复强调内容的重要性，但又不绝对否定形式的意义。他注意到了形式自有其特殊艺术规律，指出：“文亦自有其理。妍媸好，人见之者，不约而有同然之情，又不关于所载之理者，即文之理也。”然而，他认为形式最基本的规律即顺应内容的自然表达，传人适如其人，述事适如其事，这是“无定”中的“一定”，只能靠“自得”，所谓“学文之事，可授受者规矩方圆，其不可授受者心营意造”。因此，他反对古文家“执古文而示人以法度”的作法，强调文章写作假如脱离内容而拘泥于固定的程式，必然会受到束缚。为说明这一点，他譬喻说：“如啼笑之有收纵，歌哭之有抑扬，必欲揭以示人，人反拘而不得歌哭啼笑之至情矣。”此外，书中“有天地自然之象，有人心营构之象”，“《易》象虽包六艺，与《诗》之比兴，犹为表里”等观点，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文史通义》流传有不同的版本。中华书局1956年出版有《文史通义》标点本，所据为刘氏嘉业堂所刻《章氏遗书》，共9卷；其中“内篇”6卷为文学、史学专论，“外篇”3卷，多为序、跋、书信，内容与“内篇”相发明；另附“补遗”、“补遗续”。中华书局1985年又出版了《文史通义校注》，由叶瑛校注，所据为通行本，共8卷，其中“内篇”5卷，为文学、史学专论，“外篇”3卷，均为方志序例；附《校雠通义》3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