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短篇小说。高缨著。初载《红岩》杂志1958年第3期。作品以日记形式描写了1957年夏天发生在大凉山地区一个姑娘(达吉)同她的生父(任秉清)和养父(马赫)之间悲欢离合的动人故事。达吉是在大凉山地区解放前夕被彝族奴隶主从山下汉族居住区抢到山上去做奴隶的。在她惨遭折磨的时候，同样也在做奴隶的马赫照顾了她。民主改革后，马赫收达吉做女儿，视若掌上明珠，相依为命。当达吉的生父任秉清前来找回女儿的时候，马赫感情上接受不了，怒不可遏地宣告：“你休想抢走我的女儿！”直至拔刀相向。县委指示：“达吉跟随哪一个父亲，由她自愿，但也必须经马赫尔哈和任秉清谈妥。”于是年轻、美丽、多情的达吉陷入了极度矛盾之中。她既爱生父也爱养父，想立刻跟生父走，又舍不得给她第二次生命的养父。她吃不下饭，瘦了，常从梦里哭醒，好象突然长了10岁。两个父亲也都变得更加苍老了。最后经农业社社长沙马在全村大会上申明阶级解放和民族团结的大义，使马赫觉得让达吉回到“亲阿大”身边更合情理，而任秉清也发现马赫比自己还要爱达吉。达吉本来已决定跟生父回去，又突然改变主意，跪在生父膝下，说是自己“已经变成凉山人了”，要留下来，以后每年都要回家看望、侍候生父。小说中的“我”激动地说;“只有我们的阶级，我们的党，才在世界上广泛而深远地传播着、铸造着真正的爱，真正的人民的博爱！”在1958年，作者描写了这种“爱”，显属难能可贵。小说发表后反应很好，《新观察》予以转载并推荐。1960年，作者将小说改编成同名电影文学剧本(载《电影文学》1960年第10期)，被搬上银幕的时候，原作中这种“爱”被净化了。由于对改编有着不同的评价，于是在1961年的《文艺报》上辟专栏展开了为期1年的讨论。上海、四川等地报刊也发表了不少关于这篇小说和电影的争鸣文章。当这篇小说被指责为“不真实”、“不典型”的时候，冯牧撰文为之辩护，肯定这“是一篇正确地描绘了劳动人民精神面貌的优秀作品”(《〈达吉和她的父亲〉从小说到电影》)。周恩来总理于1961年6月19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达吉和她的父亲》，小说和电影我都看了，各有所长。小说比较粗犷，表现了彝族人民的性格，但粗糙些。电影加工较小说好，但到后来该哭时不敢哭，受了束缚，大概是怕‘温情主义’、”(《周恩来论文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