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作家。原名胡洪 ，后改名胡适，字适之，笔名有自胜生、天风、藏晖等。原籍安徽绩溪，生于上海。1906年考入中国公学，并开始在《竞业旬报》上发表文章，担任该刊主编。1910年赴美国留学，入康奈尔大学农科，后改入文学院，主修哲学。1914年获文学士学位。1915年入哥伦比业大学，从杜威研究哲学，开始接受实验主义，常与任鸿隽、梅光迪等讨论文学问题。1917年4月，完成了博士论文(1927年才获得博士学位)。同年6月回国，就任北京大学教授(后担任文科研究所哲学门主任和英文科教授会主任)。次年1月，参加《新青年》的编辑工作，由他与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6人轮流主持编务。

他是文学革命的首倡者，陈独秀称他为“首举义旗的急先锋”。1917年1月，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在历史进化的观念指导下，提出“八事”(即“八不主义”)，把白话文学提到“中国文学之正宗”的地位。这是文学观念的一大变革，冲击了中国传统的文学观念。他侧重谈的是语言文字问题，表现了某种形式主义的倾向；但他也涉及到思想内容问题，在“八事”中，他首先标举“须言之有物”，“物”即指“情感”和“思想”两方面。他说，“文学无此二物，便如无灵魂无脑筋之美人，虽有秾丽富厚之外观，抑亦末矣。”他还反对“无病之呻吟”。稍后，他又发表了《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谈新诗》等文，继续鼓吹“语言文字文体等方面的大解放”、“诗体的解放”，提出文学革命就是创造一种“活的文学”，即“国语的文学”。这不仅是语言模式的变革，也会带来思维模式的变革。它有助于推动文学革命的发展，又有助于推动文化启蒙运动的发展。1918年6月，《新青年》出版“易卜生专号”，他发表了《易卜生主义》一文，借介绍易卜生的思想和作品，一方面主张“人的文学“，宣传文学要以人道主义为本，鼓吹个性解放，反对封建主义的“非人的文学”；另一方面，又主张“真的文学”，提倡“睁开眼睛来看世间”、“肯说老实话”的写实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说谎文学”。他为了打破“一切束缚诗神的自由的枷锁镣铐”，推动“诗体的解放”，抱着进行实验的态度，创作了许多白话诗，结集为《尝试集》于1920年3月出版，这是中国诗歌史上第一部白话诗集。他的白话新诗，虽然内容较浅薄，形式上留有旧体诗词语调格律的某些痕迹(他自己称之为“放脚鞋样”)，但毕竟是一种解放了的新诗体。这种新诗体，被人们称之为“胡适之体”，具有广泛的影响，它在中国诗歌史上开了自由体新诗之先河。又创作了独幕话剧《终身大事》，这是在文学革命以来第一个用白话写的现代话剧，表现的是妇女解放的现代主题，虽然该剧思想还较浅薄，艺术还嫌幼稚，但它突破了中国旧剧的传统形式，确立了现代话剧的新形式。他还写了许多传记作品和杂文。其传记作品清新自然，不事雕饰。其杂文文字流畅，富于情趣。在学术上，出版了以《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和《红楼梦考证》为代表的一些著作。《中国哲学史大纲》虽然是以资产阶级观点从事著述，浅薄和谬误之处不少，但它不为经传作注释，脱离了独尊儒学的“经学史”的窠臼，使人耳目一新。《红楼梦考证》考证了曹雪芹的家世生平，提出了“自叙传”新说。此说虽然是以自然主义观点解释文艺，混淆了艺术与生活的区别，但比起随意附会的旧红学派(即索隐派)是一个进步，它有助于廓清旧红学派布下的迷雾，开创了新红学派。在治学方法上，他根据杜威的实验主义哲学，参考了清代乾嘉学派的治学经验，提出了“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在学术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尤其对《古史辨》派影响极大。由于他在上述诸方面作出了开拓性的工作，使他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成为著名的先驱者、领袖之一。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统一战线，是由初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组成的。胡适属于统一战线中的资产阶级自由派。1917年7月，他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等文，受到了李大钊等人的批评。他在思想上奉行资产阶级的实验主义，虽然在中国这一特定环境具有一定的反封建意义，但另一方面却是为了抵制马克思主义，所谓“少谈些主义”，亦即反对宣传马克思主义。他在政治上虽然反对北洋军阀政府，却号召人们只注意眼前一个一个的实际问题，反对“根本解决”，实即主张改良。1921年，他要求《新青年》“宣言不谈政治”，反对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于是导致了《新青年》的分裂。同年，他提出“好政府主义”，后来创办《努力周报》宣传这一口号，虽然对北洋军阀政府有所批评，要以“好人政府”来代替北洋军阀政府，但与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要求相距甚远。1925年，参加了段祺瑞政府召集的善后会议，为有识者所批评。

1928年4月，出任中国公学校长兼文理学院院长。1929年，他为英文《基督教年鉴》写的一篇文章《今日中国的文化冲突》(英文稿)中，提出了“全盘西化”的主张。后来在中西文化讨论中，他仍然表示“完全赞成陈序经先生的全盘西化论”。讨论结果，他作了一些修正，改而标举“充分世界化”，这也并不是一个科学的主张。在20年代末期，他对国民党当局抱着希望其“改善自身”的苦心，有所批评，曾受到当局的误解、压迫。1931年，他就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同年，在“九一八”事变之后，他便逐渐依附国民党当局。1932年5月，他创办了《独立评论》，支持国民党当局的政策。1933年，他与宋庆龄、蔡元培主持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决裂。从此他完全成了国民党当局的“文化班头”(鲁迅语)，在青年(尤其是进步青年)中丧失了他的影响。1938年，他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驻美国大使。1942年，交卸大使职务，继续留在美国从事研究和讲学。1945年9月，他被任为北京大学校长，由傅斯年代理校务，翌年9月才到任。1949年4月赴美国，遂定居于美国，但多次回台湾讲学。1957年11月，由台湾当局任命他为台湾的中央研究院院长，由李济代理院务，1958年4月才到任。1962年2月，病逝于台湾。他晚年在学术研究方面，稍可称道的是重勘《水经注》。他化了近20年的工夫，详细考校了约60种版本，澄清了戴震校本窃用了赵一清校本成果之诬，指出了几位享有盛名的学者全祖望、孟森、王国维、杨守敬等的错误。他为各种《水经注》版本写的序、跋和有关论文达百余篇，以及有关通信数十封，大都收在他死后所出版的《胡适手稿》中。

胡适著述丰富，除了前面所列举的，出版的主要著作还有：《胡适文存》、《章实斋年谱》、《胡适之白话诗文抄》、《戴东源的哲学》、《白话文学史》、《胡适文选》、《中国中古思想小史》、《胡适论学近著》、《四十自叙》、《藏晖室劄记》、《胡适留学日记》、《齐白石年谱》(与黎锦熙、邓广铭合编)等。近年大陆出版了《胡适往来书信选》、《胡适书评序跋集》，台湾出版了《胡适选集》、《胡适作品集》、《中国古代哲学史》、《中国新文学运动小史》。他在翻译、介绍外国进步文学方面，也作过不少工作，从1919年起，陆续翻译了都德、莫泊桑、契诃夫等人的短篇小说，先后编辑为两集《短篇小说》出版；还翻译出版了拜仑的长诗《哀希腊》、易卜生的剧本《娜拉》与罗家伦合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