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艺思潮。“战国策”派出现于40年代初的国统区。他们在《战国策》、《大公报·战国》等报刊上，发表《本刊启事(代发刊词)》，林同济《战国时代的重演》、《力》、《寄语中国艺术人》，陈铨《指环与正义》、《尼采的道德观念》、《论英雄崇拜》等一系列文章，认为“战国时代”列强“争于力”的历史会在20世纪重演，而出现“一强吞诸国”的“大一统帝国”；赞扬尼采的“超人”哲学和“权力意志”，提倡对英雄和天才的无条件崇拜；在文艺上提出所谓创作3母题：“恐怖”、“狂欢”和“虔恪”。陈铨还写出表现上述母题的剧本《野玫瑰》、《金指环》和《蓝蝴蝶》，其中《野玫瑰》后被搬上银幕。对此，进步文艺界纷纷撰文对“战国策”派进行了严肃的批判，文章载于《新华日报》、《群众》、《野草》、《文艺先锋》、《文化杂志》等许多报刊。李心清《“战国”不应作法西斯主义的宣传》、汉夫《“战国派”的法西斯主义实质》指出，这是国际上反法西斯主义战争进入艰苦阶段时出现的一股思想逆流。欧阳凡海《什么是“战国派”的文艺》认为，“三母题”是在用猿人哲学“赞美猿人时代的恐怖、狂欢与虔恪”，在文艺问题上散布“反理性的法西斯野蛮主义”，这“正是希特勒和东条的面谱”。洪钟《“战国派”文艺的改装》指出，他们对“原始性感情的赞扬”，目的在取媚于“某种强有力集团”。此外，戈矛(徐光霄)《什么是民族文学运动》、杨华(以群)《关于文学的民族性》、曹和仁《权力意志的流毒》、令孤厚(秦似)《不能缄默》，以及颜翰彤(刘念渠)《读“野玫瑰”》等文，一致批判“战国策”派，认为他们的实质是在抹杀世界各国人民反法西斯主义战争的正义性，是在为奴役人类的法西斯主义分子制造理论根据，是在“帮助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剿灭”，是在为抗战的投降派对外妥协、对内实行专制统治辩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