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大事。1919年5月，《新潮》月刊发表毛子水的《国故和科学精神》以及傅斯年的“附识”，指摘北京大学国故社提出的“保存国粹”，是“抱残守缺”、“追摹国故”的复古口号，认为应用“科学的主义和方法”来整理国故。胡适于8月致函毛子水，对他们的观点表示赞同，提倡“存一个‘为真理而求真理’的态度”，认为“发明一个字的古义，与发现一颗恒星，都是一大功绩”。同年11月，胡适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中，正式提出“整理国故”的口号，号召“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他借用尼采的话“重新估定一切价值”，提出首先须有“评判的态度”，分清“国粹”和“国渣”。具体的方法和步骤是：一、有条理有系统的整理；二、寻出每种学术思想的前因后果；三、用科学的方法作精确的考证，弄清古人

的真意义；四、综合，“还他一个本来真面目”，“一个真价值”。1920年1月，胡适主办了《国学季刊》。在《创刊宣言》中，他进一步主张“打破闭关孤立的态度，存比较研究的虚心”，向西方学习科学方法，博采欧美学术的成绩以为参考。他还开出一张近200部的《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发表演说《中学国文的教授》，要求青年人读古文，学习写作文言文。胡适发起的“整理国故”运动，引起文学界乃至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褒贬不一，评价各异，许多作家曾撰文进行批评。鲁迅指出：“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但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青年必读书》)李求实的《评胡适之的“新花样”》一文，则认为胡适是以“闭门读书“阻止青年们参加爱国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