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艺运动。具体指1958年在“大跃进”背景下文艺界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运动。1958年第11期《文艺报》在题为《插红旗，放百花》的社论中指出：“在文学艺术的大大小小的各个阵地，谁战胜谁的问题并没有得到完全解决。有些地方长期插的是资产阶级的白旗，工人阶级还没有占领这些阵地”。“比如在某些高等院校的文艺教学中，在文学艺术研究的某些领域中，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和学术观点还占着优势，修正主义或者庸俗社会的货色，还在那里公开贩卖，厚古薄今的倾向，更是普遍存在。所有这些地方，都必须拔掉白旗，插上红旗”。这次“拔白旗”运动的重点是高等院校的文艺教学。《文艺报》第12期，发表了“本刊记者”《红旗插上了文艺教学阵地》的报道，介绍了北京大学中文系“拔白旗”的经验；第15期刊发了《大学文学教学改革特辑》，介绍了武汉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东北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拔白旗”、“查白点”的群众运动情况及经验；第17期以《文艺界两条道路的斗争不容否定》为题，发表了批判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的文章；以《高举红旗，大破大立》为题报道了长春、上海电影创作思想跃进座谈会情况，批评《未完成的喜剧》、《情长谊深》等影片里抹煞党的领导，对党员形象和党内生活作了歪曲的描写;《上海姑娘》、《球场风波》等“美化”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歪曲了生活真实;《女篮5号》、《芦笙恋歌》等把爱情故事庸俗化，并认为“不拔掉自己思想上的白旗，插上红旗，要求创作跃进是不可能的”。在“拔白旗”同时，北京大学提出了“苦战五年，建成先进的共产主义中文系”的口号，《文艺报》在《文艺放出卫星来》的专论中，提出了“多快好省地建设共产主义的文学艺术”的口号，一时间，左倾浮夸风甚嚣尘上。《人民日报》1958年8月30日的社论中强调了这次学术批判是人民内部矛盾，要贯彻“双百”方针，不同的意见，都得到充分的发表。事实上，在“拔白旗”的群众运动中，形成了一边倒的批判，并不同程度的混淆了学术观点与政治思想的界限，对于本属于学术观点的问题，上纲上线，作了错误的政治批判，对文学教学和文艺创作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助长了“共产风”在文艺界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