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遗书中的文体之一。敦煌遗书保存下来的话本小说，为数虽不多，却说明一个重要问题：话本并不始于宋。远在汉魏时已有说笑话、插科打诨，供贵族取笑的“侏儒”。《三国志》注引《吴质别传》云：“质召优，使说肥瘦。”至隋代侯白《启颜录》，则是记载说话的专集，内云：“侯秀才可以(与)玄感说一个好话”(《太平广记》卷248引)，意即“说一个好故事”。侯白是隋初秀才，曾以儒林郎修国史，死在隋朝(《隋书·陆爽传》)。可见隋代已经出现“说话”，所讲内容不外世间俗事。唐玄宗晚年也曾以“说话”自娱(郭湜《高力士外传》)，其影响已深入宫庭。元稹《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韵》诗云：“翰墨题名尽，光阴听话移”。自注云：“又尝于新安宅听说一枝花话，自寅至巳，犹未毕词也”(《元氏长庆集》卷10)。所谓“一枝花话”，即妓女李娃故事，可惜这个话本也没有流传下来。敦煌文献的问世为研究唐代话本提供极为难得的材料。有的敦煌原卷如S2073《庐山远公话》，就明确标为“话”;S2144《韩擒虎画本》(“画”，为“话”同音假借致误)，S6836《叶净能诗》(“诗”，似为“话”之误)，皆具话本性质。其共同特点是初具“话本”的模式，每篇作品前均有一段“入话”，然后展开故事，并以情节曲折、波澜起伏和塑造人物形象见长；由于重在“讲说”，以散文叙述为主，创造出一种文白兼用、通俗易懂的文学语言。为宋代话本小说的繁荣开辟新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