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论争。1935年冬至1936年间，文艺界就“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问题，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热烈的论争。1935年冬，上海革命文艺界部分作家根据中国共产党《八一宣言》、季米特洛夫《法西斯的进攻与共产国际的任务》、王明《论反帝统一战线问题》等文件，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精神，提出“国防文学”作为文学运动的中心口号。许多作家纷纷撰文，支持和宣传“国防文学”口号，《文学》、《光明》等杂志也刊登了不少“国防文学”的论文和作品。与之相呼应，“国防戏剧”、“国防诗歌”、“国防音乐”等口号先后出现。1936年2月起，徐行先后发表《评国防文学》、《我们现在需要什么文学》等文，指责“国防文学”倡导者是“资产阶级的辩护士”，认为“国防文学”没有存在的根据，反对文艺界在抗日旗帜下的联合。周扬、郭沫若等人随即发表文章，指斥徐行以“左”的面目阻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并进一步阐述“国防文学”的主张，号召“一切站在民族战线上的作家，不问他们所属的阶层，他们的思想和流派，都来创造抗敌救国的艺术作品”(周扬《现阶段的文学》)。同年5月前后，鲁迅、茅盾、冯雪峰、胡风等人共同商量，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6月1日，胡风发表《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一文，将这一口号公诸于世。由此，引起强烈的反响和激烈的论争。支持“国防文学”的作家认为该口号早已被人民大众认识与拥护，提出新的口号是“故意标新立异”、“分化整个新文艺运动的路线”(徐懋庸《“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这些作家成立了中国文艺家协会并发表宣言。另一批作家则撰文拥护“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并发表《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鲁迅相继发表了《答托洛斯基派的信》、《论我们的文学运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等文，说明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是为了补救“国防文学”口号的不足，阐述了“无产阶级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关系，特别强调了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重要意义。他对两个口号的关系作了全面的解释，认为两者不应“争正统”，而应当“并存”，在共同的目标下联合起来。鲁迅的阐述，得到包括提倡“国防文学”口号在内的作家们的拥护。这场主要是进步文艺界内部的论争，涉及到众多的作家、发表了大量论争文章，并在以上海为中心的全国数十个城市，以至日本东京等地报刊均刊文参与。论争涉及的内容，还有创作题材、创作方法、批评态度、团结作家等诸多问题。论争双方虽有种种分歧、隔阂以及宗派主义情绪，但在文艺界建立抗日统一战线这一基本问题上，却是一致的。随着抗日形势的发展，大家都希望结束论争，团结一致，共同对敌。1936年10日，鲁迅、郭沫若、茅盾等21人联名发表《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这标志着两个口号论争的基本结束和文艺界抗日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