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作品集。上海文艺出版社编。该社1979年5月初版。内收小说、报告文学、诗歌等作品共20篇。这些作品中有10篇发表在1956年至1957年的《人民文学》上，其他分别发表在这时期的《文学月报》、《萌芽》、《雨花》、《新港》、《东海》、《星星》、《江淮文学》等地方刊物上。编者在该书的《前言》中说：“一九五六年，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全党工作的重点正在向社会主义建设方面转移。面对当时新的形势，新的任务，一些作家根据毛主席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对文艺作品如何反映人民内部矛盾，以及创作题材，创作风格的如何多样化，进行探求，并且发表了一些有影响的作品。但是不久，这些作品却受到了这样那样的批判，有的被打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对解放十七年的文艺作品大张挞伐，这些作品更是首当其冲，属于斩尽杀绝之列，从此被长期禁锢，不得再见天日了！”“粉碎了‘四人帮’，这些先前被打成‘毒草’的作品，也重新得到了应有的评价。为了使一些长期被禁锢的作品与广大读者见面，我们选取了一部分在社会上有过一定影响的篇章，编辑成这本集子，并且把它题名为《重放的鲜花》”。

本集中所选收的作品有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刘宾雁的《在桥梁工地上》、《本报内部消息》及其续篇，耿简的《爬在旗杆上的人》，邓友梅的《在悬崖上》，陆文夫的《小巷深处》、《平原的颂歌》，公刘的《太阳的家乡》，何又化的《沉默》，流沙河的《草木篇》，南丁的《科长》，阿章的《寒夜的别离》，刘绍棠的《西苑草》，白危的《被围困的农庄主席》，耿龙祥的《入党》，方之的《杨妇道》，李国文的《改选》，宗璞的《红豆》，丰村的《美丽》。这些作品大都有着50年代强烈的时代气息和现实意义。“总的说来，这些‘干预生活’的和爱情题材的作品，它们不是为暴露而暴露，为爱情而爱情，它们都有一定积极的社会意义，也有一定的艺术质量，即使其中的某些篇，还存在这样那样的缺点或错误，但只要遵循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原则，不把艺术问题和政治问题混同起来，不把政治思想方面的一般错误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混同起来，就不应该剥夺它们与读者见面的权利，不能否定它们存在的价值。”《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