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诗文流派。以钟惺、谭元春为首领。因他们两人皆是竟陵(今湖北天门)人，故称为“竟陵派”。竟陵派是继公安派而起的诗文流派。公安派强调诗歌的主观情思，袁宏道大声疾呼要“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叙小修诗》)。他对前后七子所倡导的复古运动无疑是一股很有气势的冲击力量。但是，诗歌毕竟是语言艺术，有个艺术锤炼和加工的中介过程。公安派较为忽视这过程，因而其创作中有“近俚近平”的弊病。这一点，袁宏道晚年已有所醒悟，而竟陵派恰恰在这个问题上，和公安派诗文理论有所不同，纠正了他们“近俚近平”的创作倾向。因而，竟陵派诗文观是一个较为全面、深刻的理论形态。

竟陵派同公安派一样，十分强调诗文创作的独创性，反对模拟。钟惺曾说：“口头笔端，机锋圆熟，渐有千篇一律之意，如子瞻所称斥卤之地，弥望皆黄茅白苇，此患最不易疗。”(《与谭友夏书》)即使是追随自己，他也表示担忧，钟惺曾在《潘稚恭诗序》中说：“近相知中有拟钟伯敬体者，予闻而省愆者至今。”这种鼓励独创的精神，实属难能可贵。它又同公安派一样，也较为重视诗歌表现真情，钟惺《寄吴唐虞》诗中说：“意于林壑近，诗取性情真。”并且在《陪郎草序》里把有感而发的诗歌称为“性情之言”，反之成为“声誉之言”，并认为“其兴其废不出于性情而出于声誉，于诗何与哉”。竟陵派与公安派不同之处在于他们强调含蓄。钟惺《文天瑞诗义序》说：“诗之为教，和平冲淡，使人有一唱三叹、深永不尽之趣。”《与谭友夏书》说：“文字一篇中佳事佳语，必欲一一使尽，亦是文之一病。”因而，他们提倡表现“幽情单绪”、“孤怀孤诣”。为了更好地说明其理论意旨，钟惺、谭元春共同评点《诗归》。连反对竟陵派的钱谦益也不得不承认，此书“盛行于世，承学之士，家置一编，奉之如尼丘之删定”(《列朝诗集小传》)。而且，他们以“别具手眼”的较为优秀的诗文创作实践，扩大了竟陵派的影响，以致创造出“钟谭体”。其中最为突出的是新颖而大胆的句式，如《三月三日雨中登雨花台》诗：“可怜三月草，未了六朝春。”《岱记》文写道：“勿宁步而听于己，乃以其身与童与杖同步。前其杖，则步追之；步前，杖亦追之。身所不能得于步，则视童与杖；步所不能得于童与杖，仍视舆。”这种语言风格，看似艰涩，实则奇崛，十分富有雕塑感。

正因为如此，竟陵派影响超过了公安派。钱钟书《谈艺录》评论说：“中郎(袁宏道)甚推汤若士(显祖)，余见陈伯玑《诗慰》选若士子季云诗一卷，赫然竟陵体也，附录傅占衡序果言其‘酷嗜钟谭’。中郎又亟称王百谷(稚登)，《诗慰》选百谷子亦房诗一卷，至有‘非友莫辨’之目。盖竟陵‘言出’，取公安而代之，‘推中郎者’盖寡而非‘益众’。后世论明诗，每以公安、竟陵与前后七子为鼎立骖靳；余览明清之交诗家，则竟陵派与七子体两大争雄，公安无足比数。”其文影响亦甚大，象刘侗、王思任这些杰出的散文作家均受钟谭体的薰染，文风奇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