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论争。1922年2月，沈雁冰在《小说月报》第13卷第2号上发表的致周赞襄的信里，针对当时中国文坛盛行“不忠实的描写法”，提出“我们中国文学若要上前，则自然主义这一期是跨不过的”，并认为输入自然主义文学的方法是“先从介绍作品(作家在内)入手，其次要把理论介绍”。由此引起许多读者的来信，就自然主义文学问题展开了讨论。通信载于《小说月报》同卷第5至第6号的《通信·自然主义的论战》栏里。周赞襄来信对自然主义作品的作用提出疑问，认为这种作品“描写了人间的悲哀，不会给人间解决悲哀，(岂)不会把人间悲哀化吗？”还说同情心“兽禽类也有，何必要自然主义者严肃地描写出来，刺激人的欲逃出而不能的悲哀呢？”沈雁冰在复信中回答：一、“人世间既有这些丑恶存在”，就应该“睁开眼”“认识个清楚”；而人们所以不愿暴露自己的缺点，无非是“怙恶”和“怕痛”两点，“然而‘掩恶’等于‘长过’”，所以应该描写丑恶。二、“自然主义专一揭破丑相而不开个希望之门给青年，在理论上诚然难免有意外之恶果，——青年的悲观”，但实际上，“生当‘世纪末’的已觉悟的青年”，其明亮的眼睛本会看见人间的丑恶，岂能仍以“掩丑而夸善的浪漫文学作品”去欺骗他？况且“人看过丑恶而不失望而不颓丧的，方是大勇者，方是真能奋斗的人”。周志伊来信提出：“自然主义未免太是客观，也许容易引导读者发生无可奈何底感想吧”。沈雁冰复信说，自然主义文学诚然会产生许多不良的影响，“但我们现在所注意的，并不是人生观的自然主义，而是文学的自然主义。我们要采取的，是自然派技术上的长处。”同年7月，沈雁冰在《小说月报》第13卷第7号发表论文《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对这场讨论作了总结。文中提出“中国现代小说界应起一种自然主义运动”，作者认为中国现代的旧派小说以文学为消遣、为游戏、为载道、为牟利，而新派小说虽是表现人生的，但许多作者忽略了客观的描写。而自然主义文学却主张“实地观察”，“完全用客观的冷静头脑去看，丝毫不掺入主观的心理”，然后“把所观察的照实描写出来”，这种描写法“最大的好处是真实与细致”，至于暴露了丑恶，“那只能怪社会不好”，与自然主义文学提倡的“客观描写与实地观察两法”毫不相干。沈文发表后，讨论宣告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