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理论术语。强调“义法”，是清代桐城派散文理论的核心内容之一。“义法”一词，初见于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孔子……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桐城派创始人方苞对“义法”给予了新的解释，并将其规定为文章写作的基本原则，大力加以倡导。他讲：“《春秋》之制义法，自太史公发之，而后之深于文者亦具焉。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义以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又书货殖传后》)“夫法之变，盖其义有不得不然者。”(《书五代史安重海传后》)显然，方苞讲“义”，是着眼于文章的内容；讲“法”，是着眼于文章的形式。他认为，文章既要有充实的内容，又要有得体的形式，须将两者统一起来；同时，他也认识到，形式是随内容而变化的。然而，究其实质，方苞强调的“义”，其内涵即宋明理学的纲常义理；方苞倡言的“法”，也带有将韩、欧古文作法模式化的倾向。自方苞之后，“义法”之说，经由刘大櫆、姚鼐等人的进一步发展，成为了桐城派的一面重要的旗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