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论争。1941年3月1日，陈企霞在延安《文艺月报》第3期发表《旧故事的新感想》一文，对何其芳关于“现在我们的诗的主题就是新民主主义”的观点提出异议，认为“当前所有各方面、各部门的工作”，固然“必须服从于整个民族，全体人民斗争的现实目标”，但不能“这样简便地拿着政治口号来‘概括’诗的主题”。并指出：这正是延安许多作家陷入“情绪”与“理智”相矛盾的“苦闷境地”的原因所在。4月1日，何其芳在同刊第4期发表《给陈企霞向志的一封信》予以反驳。信中申明：自己“不是随便地运用政治口号”，而是鉴于新诗发展到新月派和现代派，目前产生了“严重的贫血病”，所以开出“新民主主义”的“药方”，来“扩大它的内容”；而提倡“新民主主义”，只是用它来做创作取材的“疆界”，只要不违反它，诗人可以去歌唱“太多太多的东西”。5月1日，陈企霞在第5期又发表《我射了冷箭吗？——答何其芳》一文，认为“套用抽象的政治原则”是“不妥当的”，会“发生一些坏的结果”，这在“目前中国各文化部门中是不缺乏例子的”。这场论争，还涉及到写杂感的态度等问题。陈文刊出后，讨论未见延续。这次讨论所涉及的一些问题，在延安的作家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