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艺思想论争。杨沫的长篇小说《青春之歌》于1958年1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后受到评论界和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但也有不同意见甚至截然相反的评价。1959年第2期《中国青年》杂志加“编者按”发表的郭开的文章《略谈对林道静的描写中的缺点——评杨沫的小说<青春之歌>》和1959年第4期《文艺报》发表的郭开的另一篇文章《就<青春之歌>谈文艺创作和批评中的几个原则问题——再评杨沫同志的小说<青春之歌>》，就是否定《青春之歌》的代表性文章。这两篇文章的发表，不仅使讨论在《中国青年》杂志和《文艺报》上热烈展开，同时也在一些工厂、学校的青年读者中间广泛进行，讨论的时间长达半年之久。见诸报刊的讨论文章近40篇，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文章有茅盾的《怎样评价<青春之歌>》、何其芳的《<青春之歌>不可否定》、刘导生的《关于<青春之歌>的时代背景》、马铁丁的《论<青春之歌>及其论争》等。

郭开及其附和者认为，《青春之歌》的“严重缺点”在于：“没有很好地描写工农群众，没有描写知识分子和工农的结合”；小说主人公林道静“是一个从个人英雄主义出发，由于愤世嫉俗而参加革命，企图在革命运动中把自己造就成英雄的人”，她“骨子里头依然有许多小资产阶级思想感情”，“自始至终没有认真实行与工农大众相结合”，“没有得到彻底的改造”，“作者给她冠以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结果严重地歪曲了共产党员的形象”;“书里充满了小资产阶级情调，作者是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上，把自己的作品当作小资产阶级自我表现进行创作的”。对此，参与讨论的人从如何理解文学作品中人物形象的典型性、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作品描写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与宣扬作者“小资产阶级情调”的区别、共产党形象等4个方面进行分析批评。绝大多数的文章都指出，《青春之歌》是一部不容否定的优秀小说，它虽然也有不足之处，但与郭开的上述论断不能混为一谈。论者指出，这次讨论，“不但提出了对一部作品正确评价的问题，而尤其重要的是提出了评价作品时思想方法的问题。”(茅盾)“郭开同志口口声声马克思列宁主义。他的思想方法，许多地方是直接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是“简单化、绝对化、形而上学”的(马铁丁)。孤立地看，郭开的批评“未尝不似乎言之成理”，“但如果我们读了这篇批评后再去读原书，就会发现，他这些批评差不多都是不符合实际的”(何其芳)。一些当年亲自参加或领导了“一二·九”运动的老战士(如刘导生)也撰文肯定《青春之歌》的教育意义，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说明作品关于时代背景、共产党员以及知识分子投身革命斗争道路等方面的描写，是符合历史真实的。

1960年9月，经过修改的《青春之歌》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作者在《再版后记》里提到作品的修改和新增加的10章是“吸收”了《中国青年》和《文艺报》上讨论的意见的结果。对此，后来学术界也有不同评价。1980年张钟等编著的《当代文学概观》认为，增加的林道静去深泽县农村“锻炼”的7章“游离于全书之外”，“是1959年的一些同志硬让她去充当了‘知识分子必须与工农相结合’这一观念、原则的‘传声筒’”。这可以说是1959年那场讨论的余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