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艺思想论争。70年代末、80年代初，诗坛崛起一批年轻的诗人，他们是舒婷、北岛、顾城、徐敬亚、杨炼、梁小斌、江河、芒克、王小妮等。由于他们的诗一反过去诗歌那种朴实、明快、清新、壮美的风格而显得朦胧、奇诡、沉郁、难懂，因而被人们称为“朦胧诗”。1980年初由《福建文艺》开始并波及到其它一些刊物，对此展开了旷日持久的争论。

关于“朦胧诗”的论争，涉及的问题很多，归纳起来，主要有这样3个问题。

1、关于“朦胧诗”的评价问题：谢冕《在新的崛起面前》一文中认为“这些诗是以反传统的挑战姿态出现，它们不论在思想上或艺术上较之存在了三十年的诗歌，都试图作出新的突破”。孙绍振在《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一文中进一步发展了谢冕的观点，认为“与其说是新人的崛起，不如说是一种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其特点是：“他们不屑于作时代精神的号筒”，“不屑于表现自我感情世界以外的丰功伟绩”，“不是直接去赞美生活，而是追求生活溶解在心灵中的秘密。”另一些论者不同意这种看法。丁概然在《“新的崛起”及其它》一文中认为，这些年轻人的诗是“古怪诗”，他们诗中是“让人不懂的诗句，处处搞意象，伴之而来的是颓废的、伤感的诗情，是西方落后诗歌对我们青年的毒害，这种情况是沉滓的泛起，决不是‘新的崛起’”。

2、关于如何看待诗中的“自我”问题：一种观点认为，诗不可泯灭了诗人的个性，“表现自我”，恢复“自我”在诗中的地位，应该给予充分肯定。另一种意见则相反，认为“自我表现”说实际上是“自我中心论”，是把个人和时代隔绝起来，“陶醉于自我欣赏”，把文艺工作者的奋斗目标“推后到资产阶级追求个性解放的年月”。第三种意见认为，诗中可以有“我”，但这个“我”必须与“人民的愿望息息相通”，必须是“大我”与“小我”的统一。

3、关于诗歌的继承、借鉴和创新问题：一种意见认为，新诗要革新，就要敢于“触犯传统”，“向传统发出挑战。”徐敬亚在《崛起的诗群》一文中，认为“新诗艺术，从第六十一年全面起步”，否定了“五四”以来新诗的成就。另一种意见认为，一定要在民歌和古典诗歌的基础上发展新诗，新诗要进一步民族化，不能“倾心于外国的不健康的甚至颓废的流派”(臧克家：《诗要三顺》)。第三种意见则认为，诗歌要在艺术上创新，既不能无视民族诗歌传统，也不能排斥对外国诗歌艺术的借鉴，“绝不可排斥古今中外一切有益的营养”(冯牧《门外谈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