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现象。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在中国所进行的“文化大革命”，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严重的灾难，文艺界首当其冲，成为“重灾区”。1979年召开的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邓小平在祝辞中指出：“在林彪、‘四人帮’猖獗作乱的十年里，大批优秀作品遭到禁锢，广大文艺工作者受到诬陷和迫害。”周扬在报告中也指出，林彪、“四人帮”“利用所攫取的政治权力，推行最反动的文化政策，大搞封建法西期文化专制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形成了新中国文化史上最黑暗的年代”，“我国的社会主义文艺蒙受了一场空前的浩劫”。

文学界这场浩劫的出现有其历史的必然性。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初期，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中的“左”倾错误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逐渐发展，在意识形态领域对一些文艺作品、学术观点和文艺界、学术界的一些代表人物不断地进行错误的、过火的政治批判。毛泽东在1963年和1964年关于文学艺术的两个批示中提出文艺界“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文联的“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1965年11月10日《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长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诬称该剧“是一株毒草”。《人民日报》于11月29日、30日转载了姚文元的文章。12月毛泽东强调“《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1966年2月，林彪委托江青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抛出《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诬蔑文艺界开国以来”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煽动“彻底搞掉这条黑线”，“重新组织文艺队伍”。4月该《纪要》作为中共中央文件下达各地。5月10日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同时刊登姚文元的长文《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诬陷邓拓、吴晗、廖沫沙的写作活动是“经过精心策划的、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一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进攻”。文艺界的十年浩劫从此在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所利用的“文化大革命”狂潮中开始了。

批判《海瑞罢官》和“三家村”，为林彪、“四人帮”掀起十年动乱打开了“突破口”;《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成为他们利用文艺实现篡党窃国阴谋、全面推行封建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的纲领。文艺界十年浩劫的严重性主要表现在以下3个方面。

一、摧残文学艺术队伍。十年浩劫中，林彪、江青一伙抛出“文艺黑线专政”论，对文艺界实行“全面专政”，疯狂摧残从中央到地方的文艺界领导人和著名文学艺术家，把他们打成“黑帮”、“牛鬼蛇神”、“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强加种种罪名，一批批被罢官、抄家、揪斗、游街、赶进“牛棚”甚至投进监狱。中国文联、作协和各文艺协会以及各地方分会都被打成“修正主义”的“裴多菲俱乐部”而“彻底砸烂”。1971年林彪叛国身亡后，江青一伙贼心不死，不断大反所谓“文艺黑线回潮”，继续打击革命文艺工作者。林彪、江青的长期摧残迫害，致使大批文艺界领导人和文学艺术家失去了许多工作和创作时间，损害了身体健康，甚至付出了鲜血和生命。到1978年，全国文联224名委员中，已故者76名;1966年以前，中国作家协会共有会员1059人，到1979年减少到865人，逝世194人;1963年全国剧协会员共2693人，到1979年剩下2160人，去世454人，下落不明的79人。其他各协会会员也都损失严重。据全国第四次文代会初步统计，十年浩劫中被迫害致死或因受严重摧残而先后逝世的著名作家、诗人、理论批评家、翻译家和艺术家共169人，其中包括老舍、田汉、阿英、赵树理、柳青、周立波、何其芳、杨朔、郭小川、闻捷、魏金枝、海默、韩北屏、方之、萧也牧、冯雪峰、邵荃麟、王任叔、侯金镜、徐懋庸、董秋斯、傅雷、周信芳、盖叫天、马连良、焦菊隐、蔡楚生、郑君里、袁牧之、崔嵬、郑律成、马可等。

二、扫荡文学艺术作品。林彪、江青一伙从围剿《海瑞罢官》、《三家村札记》、《燕山夜话》等作品入手，以“封、资、修的黑货”为帽子，对古今中外一切优秀的、进步的，革命的文艺作品，进行了长达10年之久的大扫荡，使文艺园地百花凋零， 一片荒芜，杂草丛生。他们在《纪要》中鼓动“要破除对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迷信”，“要破除对中外古典文学的迷信”，把30年代以来、特别是17年中创作的大批有价值的文艺作品诬蔑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长期进行口诛笔伐，如小说《刘志丹》、《保卫延安》、《红日》、《红岩》、《青春之歌》，《红旗谱》、《小城春秋》、《三家巷》、《苦斗》、《苦菜花》、《野火春风斗古城》、《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山乡巨变》、《三里湾》、《大波》、《茫茫的草原》、《乘风破浪》、《上海的早晨》、《风雷》、《在和平的日子里》、《普通劳动者》等，电影《兵临城下》、《抓壮丁》、《战上海》、《燎原》、《怒潮》、《达吉和她的父亲》、《北国江南》、《早春二月》、《舞台姐妹》、《洪湖赤卫队》等，戏剧《李慧娘》、《谢瑶环》、《关汉卿》、《龙须沟》、《茶馆》等，都被糟塌和批判。对于“文革”中创作的有背于他们意志的作品，更是不断地横加剿灭，如1973年至1976年，“四人帮”先后把湘剧影片《园丁之歌》，晋剧《三上桃峰》和电影《创业》、《海霞》打成“文艺黑线回潮”的“典型”，其间还制造了所谓“无标题音乐”和“黑画展览”事件，无所不用其极。

三、践踏文艺理论批评。林彪、江青在《纪要》中将开国后文艺界提出的一些有理论或实践意义的文艺观点，拼凑成所谓“黑八论”，即“写真实”论、“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论、“现实主义深化”论、“反‘题材决定’”论、“写中间人物”论、“时代精神汇合”论、“反‘火药味’”论和“离经叛道”论，把这些观点作为“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结合”的“文艺黑线”的“代表性论点”大加挞伐，宣称要“缴掉那些所谓‘文艺批评家’的械”，要“把文艺批评变成匕首和手榴弹，练出二百米内的硬功夫”。 十年浩劫中，林彪、江青一伙只许他们对进步的文艺创作和理论进行“横扫”，对“样板戏”和“阴谋文艺”大肆吹捧，不容任何一点不同的声音存在，造成一家鼓噪，万马齐喑的局面。对敢于说点真话的文艺批评，他们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比如，1969年11月，上海市煤气公司工人桑伟川写了《评〈上海的早晨〉》一文，同“四人帮”写作班子的“丁学雷”对这部长篇进行诬蔑的文章辩论，《文汇报》把桑的文章作为“毒草”发表出来。1971年1月，张春桥指使丁学雷撰文反扑。在他们策划和指挥下，对桑进行长期批斗，并戴上“现行反革命分子”帽子，投入监狱达7年之久。在否定正确的文艺理论和扼杀正常的文艺批评的同时，他们杜撰并抛出所谓“根本任务论”、“三突出”、“从路线出发”、“主题先行”等一整套谬论，致使唯心主义横行，形而上学猖獗，把文艺理论批评阵地弄得乌烟瘴气，毫无科学性、学术性和艺术性可言。

林彪、“四人帮”的一套荒谬做法，破坏了共产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扼杀了社会主义文艺的生机，毒化了文艺空气，禁锢了人们的精神，这是文学界十年浩劫根本之所在。但是，有压迫就有反抗。“在那个时期，文艺界的许多同志和朋友，正气凛然地对他们进行了抵制和斗争。在我们党和人民战胜林彪、‘四人帮’的斗争中，文艺工作者作出了令人钦佩的、不可磨灭的贡献。”(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