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艺思潮论争。这场论争围绕如何认识和对待“西方现代主义文艺”而展开。现代主义文艺是指西方出现的象征主义、表现主义、未来主义、存在主义、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抽象派、印象派、立体派、荒诞派、新小说派等一类文艺现象。因为肇始并盛行于西方一些国家，又称为“西方现代派文艺”。它的产生上限一般划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追本穷源，则从1857年法国象征派先驱人物波德莱尔出版诗集《恶之花》算起，其发展演变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苏联及西方国家对这一流派的作品和思潮一向都有争议。中国五四运动以后，对有些作家借用西方现代派手法创作的某些作品，在评价上有很大分歧。1949年后，中国文坛关于现代派问题很少议论。1958年茅盾出版了他的论著《夜读偶记》，其中有“古典主义和‘现代派’”一章，对“西方现代派文艺”进行了尖锐的批评，认为“‘现代派’是抽象的形式主义的文艺”，“是反动的，不利于劳动人民的解放运动，实际上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此后，对现代派的议论息响达20年之久。直到80年代，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文艺界又出现了关于现代主义文艺的评价和借鉴问题的讨论。武汉出版的《外国文学研究》1980年第4期，发起“关于西方现代派文学的讨论”，一年间发表30多篇文章，涉及内容甚广，对许多问题进行了探讨。在此前后，国内不少报刊，如《百科知识》、《作品与争鸣》、《外国文学》、《外国文学报道》、《诗刊》、《上海文学》、《小说界》等也相继发表了一些或介绍西方现代派文艺思潮、或提倡在中国建立现代派艺术的文章。作家徐迟在《外国文学研究》1982年第1期发表《现代化与现代派》，对现代主义文艺的评价和借鉴问题提出较系统的看法。《文艺报》1982年第2期发表理迪的文章《<现代化与现代派>一文质疑》，对徐文提出尖锐批评，将这场关于现代派文艺问题的讨论引向深入，国内许多报刊和出版物陆续发表文章参与这场论争。王蒙的《关于“意识流”的通信》、《致高行健》，叶君健的《<现代小说技巧初探>序》，冯骥才的《中国文学需要“现代派”!》，刘心武的《需要冷静地思考》，袁可嘉的《我所认识的西方现代派文学》，陈焜的《漫评西方现代派文学》，嵇山的《关于现代派和现实主义》，冯汉津的《象征主义诗歌》，林秀清的《关于法国新小说派》，李准的《现代化与现代派有着必然联系吗？》，柳鸣九的《<萨特研究>编选者序》，李陀的《“现代小说”不等于“现代派”》等，均提出了各自的看法。论争所涉及的主要问题有：

一、关于现代主义文艺产生的社会根源和哲学基础问题。有些论者认为，现代派文艺兴起的时代背景是资本主义世界的运乱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起，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深化所引起的人们的悲观失望心理。“这段时期的西方哲学思潮对现代派文学的思想倾向和艺术特征也有重大影响。其中最突出的是尼采的悲观主义哲学、柏格森的直觉主义、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和荣格的集体潜意识论。”(袁可嘉)有的论者强调，这种统称为“西方现代派”的文艺，是一个特定的文艺概念，它没有跳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范围。“从社会根源来说，它是西方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的产物”;“从思想、哲学根源来说，它是以非理性主义、直觉主义、怀疑主义、不可知论、唯意志论、存在主义、超人哲学、生命哲学、弗洛伊德主义等等五花八门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为基础的。它同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文艺，是根本不同的两个思想体系。”(理迪)而有的论者则认为，探讨这个问题，应该更多地注意西方社会物质生活给予现代派文学艺术的兴发以决定性的影响；现代派文艺的出现，既不能从它本身来解释，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发展来理解。”它还是来源于人民生活的源泉的。更确切地说，它是来源于社会的物质生活，而且是反映了这种物质生活关系的总和的内在精神的”(徐迟)。有的论者从生产力发展的进程来探讨文学艺术流派的形成和变化，认为：“蒸汽机发明后，人类历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文学艺术也起了很大的变化。”“人类的历史现在已经又跨进了一个新的历史时代——电子和原子时代。……因此表现这种认识的方式也与蒸汽机时代不同，在文学艺术上从而也就有许多不同的流派、表现形式和风格出现。”(叶君健)

二、关于现代主义文艺的特征和价值判断问题。就其艺术特征来说，不少论者在分析具体作品的基础上，认为现代派作品在艺术上强调以暗示和联想为主，直接诉之官能的象征手段和某些自然主义手法，反对作者直接出面讲述故事或作正面描写。运用有声有色的物象来暗示内心的微妙世界，突破了浪漫主义者直抒胸臆的创作方法。这种通过暗示、烘托、对比和联想来表现的手法，后来就成为整个现代派文学的基本方法。有的论者认为，“现代派文学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就是都不再追求真善美的境界。在现代派的很多作品中，都是写丑恶、罪恶、古怪、荒唐、病态、恶心、恼怒，等等”(陈焜)。有的则认为，现代主义各个流派“虽然各有自己的特点和发展历史，但在它们的表现手法中都可以明显地看出潜意识的作用”(冯汉津)。在对现代派文艺的价值判断上存在着明显的分歧。有的论者说：“现代派文艺中，虽然有些作品在思想内容和艺术上有着一定的价值，但总的讲它们缺乏正确的思想指导，不能给人指出正确的道路，鼓舞人去斗争，而是追求畸形、病态的美(有些甚至以丑为美)，并且是以少数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主要对象。所以，现代派不只是个创作方法的问题，它的整个性质、任务、功能、对象与社会主义文艺都有着原则的差别，它属于资产阶级的范畴。”(李准)有的论者则认为，对现代主义艺术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分析态度，“既不要闭起眼睛信口否定它的存在，也不要一味怒斥它的反动实质，更不要不加分析地瞎吹胡捧。我们要从这些流派的成就中获得借鉴来发展我国的文学艺术，也要从它们的失败中吸取教训”(袁可嘉)。

三、关于现代主义文艺发展前景和它在中国的命运问题。有的论者认为，“到二十世纪初，一些现实主义文艺巨星陨没之后，现代主义的新星升上中天。现代派就渐渐地取代了批判现实主义，几乎占领了西方文学艺术的整个领域”。“在它继续发展的进程中，我们可以相信，西方现代派文艺也将创作出有利于人类进步的信心百倍的理想主义的作品，描绘出未来的新世界的新姿”(徐迟)。有的论者则不同意这种估价，认为“批判的现实主义，它仍在继续发展，仍在给资本主义社会以有力的揭露和抨击”;“革命的现实主义传统并没有‘殒没’，至今也仍是西方文学艺术的精神支柱和前途所在”(理迪)。有的论者认为，现代派并非“当今国外文学的主流。迄今它在各种文学样式中只占一个席位。其他如现实主义、唯美主义、浪漫主义、自然主义等，及其隶属各流派，皆各有各领地，各有各读者”(冯骥才)。至于现代主义文艺在中国的命运，也有不同的估价。有的论者认为，中国将实现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并且将出现中国现代派思想感情的文学艺术，“最终仍将给我们带来建立在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的两结合基础上的现代派文艺”;“应当有马克思主义的现代主义”(徐迟)。有的论者不同意这种意见，认为强调现代化与现代派有必然联系的理论是站不住脚的，建立在“两结合”基础上的现代派文艺的说法是缺乏科学根据的；现代派文艺不可能描绘出未来的新世界的新姿。在中国只有创造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艺，才能满足时代和人民的审美需要。

在关于现代主义文艺评价和借鉴问题的论争中，涉及到诗歌界“新的美学原则”问题的论争。《诗刊》1981年第4期发表孙绍振的《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一文，他在评价当时几个青年诗歌作者及其作品时说：“与其说是新人的崛起，不如说是一种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他认为这个“新的美学原则”，主要有如下特点：“他们不屑于作时代精神的号筒”，“不屑于表现自我感情世界以外的丰功伟绩”；社会学与美学的不一致性，强调自我表现；否定传统，强调与传统的艺术习惯作斗争。《诗刊》1981年第4期发表程代熙的《评<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不同意孙绍振的观点，认为上述观点“根本不是什么‘新的美学原则’”，他“把艺术规律说成是艺术家心灵创造的产物，否认艺术规律的客观性，就使得他提出的那个美学原则具有相当浓厚的唯心主义色彩”。《文艺研究》1982年第1期发表彭立勋的《从西方美学和文艺思潮看“自我表现”说》，对“崛起”说提出不同见解，认为“自我表现”的主张在西方美学的文艺理论中早已有之，“要求文艺创作从自我出发，进行‘自我表现’，在理论上是荒谬的，在实践上也是有害的”。接着《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艺报》、《诗刊》等也陆续发表讨论文章，同“崛起派”理论进行争鸣。不久，甘肃的《当代文艺思潮》1983年第1期转载了徐敬亚的长篇论文《崛起的诗群——评我国诗歌的现代倾向》(此文1981年曾刊在长春的一个学术刊物上)，对带着强烈的现代主义文学特色的新诗潮崛起的背景、新倾向的艺术主张和内容特征、表现手法、发展趋向和前景等问题进行了较充分、系统的阐述。徐文发表后，该刊编辑部在北京召开专题座谈会，进行讨论和批评，在此基础上产生了一批争鸣文章，分别在《当代文艺思潮》、《文艺报》等报刊上发表。其中较有代表性的论文是刊登在《文艺报》1983年第3期上的杨匡汉的《评一种现代诗论》。

1986年10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召开的“新时期文学十年”学术研讨会上，有些青年评论家提出，迄今中国文坛出现的“现代派”文学作品都不是真正的“现代派文学”，他们称之为“伪现代派”。《北京文学》1988年第2期刊登黄子平的《关于“伪现代派”及其批评》，就中国文坛出现的“现代派”作品的真、伪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该刊还召开了两次专题讨论会，开辟了《关于“伪现代派”问题》讨论专栏，相继发表了李陀的《也谈“伪现代派”及其批评》、吴方的《论矫情——兼论小说的主体表现与自律》、张首映的《“伪现代派”与“西体中用”驳议》、张颐武的《小说实验：意义的消解》等文章。《文艺报》1988年4月3日发表李国涛的《何必曰伪》、1989年1月2日发表季红真的《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与中国近年小说》，《文汇报》1989年4月28日刊登邹平的《中国存在现代主义文学的土壤吗？》等文章继续参加争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