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五代诗歌总集。900卷。清彭定求、沈三曾、杨中讷、潘从律、汪士鋐、徐树本、车鼎晋、汪绎、查嗣瑮、俞梅等10人奉敕修纂，江宁织造曹寅负责组织及刊刻事宜。

根据有关记载，康熙四十四年(1705)春，康熙南巡，三月十九日，“颁发《全唐诗》一部”，命曹寅刊刻。曹寅随即就近征调彭定求等10位江浙两省的在籍翰林到扬州从事《全唐诗》的编校工作，五月正式开始，至康熙四十五年十月初一即宣告完成。康熙所颁发的《全唐诗》，即内府所藏季振宜编《全唐诗》。御定《全唐诗》卷帙浩繁，能在不到1年零5个月的时间内迅速编成，主要是利用了季书作为工作的底本。

季编《全唐诗》，凡717卷，传世绝少。据季振宜自己说，此书是从钱谦益纂辑的唐诗稿本为基础加工而成的。而钱氏的稿本，又利用了明人吴琯《唐诗纪》的成果。《唐诗纪》凡170卷，虽只有初、盛唐部分，却是质量颇高的一部总集。

御定《全唐诗》的编纂，还利用了明胡震亨《唐音统签》的成果。《统签》凡1033卷，分初、盛、中、晚编次，搜罗作品相当全备，且细大不捐，兼及零章散句。御定《全唐诗》的编纂，大抵用季氏书为底本，而以《统签》“参互校勘，搜补缺遗”，特别是中、晚唐部分，季氏书由于没有得到像《唐诗纪》那样高质量的本子作为依傍，所以缺遗较多，更多依仗《统签》获得补充。

御定《全唐诗》是以季、胡二书为基础修纂的，但编者们也并非只是照抄二书，还做了一番增删修订的工作。如在季书的基础上重订体例；删去了一些伪托诗、误收的六朝人诗、误以诗题中的人名为作者的诗、章咒偈颂一类本非诗歌之作；搜集了一些唐人诗集的善本，详加校勘；增补了一些集外逸诗；对互见诗作过一些考订，如确有证据可定其为某人之诗者，即删彼归此。总的说来，这是一部资料相当丰富、搜辑比较完备的诗歌总集。它网罗了唐五代350余年间的诗歌，共收诗48900余首，作者2200余人。

《全唐诗》凡900卷，卷1至卷9，是帝王、后妃、宗室诸王、公主宫嫔的作品。卷10至卷29，为乐府诗(不包括新乐府)。卷30至卷784，是历朝作者的诗歌，略依时代先后编排，即“以(作者)登第之年为主；其未曾登第，及虽登第而无考者，以入仕之年为主；处士则以其卒岁为主，若更无卒岁可考，则就其赠答唱和之人先后附入；其他或同赋一体，或同应省试，并以类相从”(《全唐诗凡例》)。卷785至787，是无姓氏可考的作者之诗。接着是联句、逸句、名媛、僧、道士、仙、神、鬼、怪、梦、谐谑、判、歌、谶记、语、谚迷、谣、洒令、占辞、蒙求、补遗、词等。最后这部分诗，或以作者的特殊身份，或因作品的特定形式、特定内容以及特定性质，而分出另编。全书对其行事可以稽考的作者，大都撰有小传，虽然文字比较简略，但也可帮助读者了解诗人。

唐代是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的黄金时代。那时候的诗坛，不仅群星灿烂，出现了许多独具风格的著名诗人，而且作者面大为扩大，上自天子，下至和尚、尼姑、道士、宫女、歌妓，都喜好并写作诗歌，诗歌在唐代已不再是少数文人的专利品。《全唐诗》不但全部收录了唐代著名诗人的集子，而且广泛搜罗了一般作家及各类人物的作品，全面地反映了唐代诗歌繁荣的景象，为人们阅读、研究唐诗，了解唐代的历史和文化，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它是中国古代诗歌总集中篇幅最大、影响最广的一种。由于仓促成书以及编纂时客观条件的限制等原因，这部书也存在着不少缺点。约而言之，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漏收。保存在敦煌写本中的唐人诗，如王梵志诗、韦庄《秦妇吟》等，当时尚未发现，无从收入，当时有条件辑入的一些作品也有不少遗漏未收的，从近代以来研究者辑补的大量逸诗即可看出这一问题。

二、误收。对于前人之诗误收入唐人集者，《全唐诗》在纂修时曾作过一些考订，但仍有不少非唐人诗未及甄别而收入者。如陈昭、王训、李元操、徐之才等，皆唐以前人，而其诗仍收入书中；又胡宿、杜常、王周、曹修古等皆宋人，其诗亦收入书中。再如高适卷中有《重阳》一诗，实是北宋程俱所作；殷尧藩卷中有《春游》一诗，系元人虞集诗误入；又戴叔伦卷中混入宋、元、明人之诗共18首。

三、编次不当。如骆宾王先王勃生，却列王后；韦应物出生晚于高适、岑参、杜甫，却反列诸人之前；王维小孟浩然12岁，而反列于孟前。

四、作品重出。如乐府诗、梦诗、谐谑诗等另编，造成同一人之作重复收载的现象。又作家与作家之间，也有重复收载的诗篇。其中有的在题下注出一作某诗，有的则无注。对于一诗而互见数集的情况，《全唐诗》的编者曾作过些考订，但也有许多这类诗篇本应作必要的甄辩却没有作。如杜牧卷与许浑卷重出互见的诗共有55首，其中绝大多数可确定为许浑诗，而《全唐诗》的编者却未加甄辩。

五、小传多有讹误。如陆海小传，谓陆海与陈子昂、卢藏用等为方外十友，实则与陈子昂等结为方外十友者，乃陆海祖父陆余庆。又如宋若昭小传，云“历穆、敬、文三朝”，而宋若宪小传，则谓宋若昭于唐敬宗宝历初卒，自相牴牾。又“无爵里世次可考”的作者，并非全不可考，如马逢，曾官侍御，与刘禹锡同时。

六、不注明出处。《统签》中各家诗人的小传，都注明所据材料的出处，而《全唐诗》中的小传，则不说明材料的来源。又季振宜《全唐诗》、《统签》有时注明编辑时援用的版本，校勘异文也多注明出处，而《全唐诗》则一律不注出处，仅曰“一作某”，这给研究工作带来了不便。

《全唐诗》最早的本子，康熙四十六年扬州诗局本，凡120册。又光绪十三年(1887)，上海同文书有石印本，共4函。现在最通行的是1960年中华书局排印本。它据扬州诗局本重印，除断句外，还改正了某些明显的错误。

《全唐诗》是御定的书，所以关于它存在的问题，清代的学者大多讳言。近代以来，学者们才逐渐将书中的错讹揭示出来。迄今有关《全唐诗》的补遗、订误方面的著作和论文已相当可观。如关于补遗方面的，最早有日本上毛河世宁所辑《全唐诗逸》3卷(中华书局本《全唐诗》附录此书)；接着有今人王重民所辑《补全唐诗》、《敦煌唐人诗集残卷》，孙望所辑《全唐诗补逸》20卷，童养年所辑《全唐诗续补遗》21卷。以上4种由中华书局汇编为《全唐诗外编》，1982年出版。王重民还有《补全唐诗拾遗》，刊载于《中华文史论丛》1981年第4辑。综合以上6种辑本所得，共有诗达2000首。此外，补遗方面的单篇论文，尚有张步云《唐代逸诗辑存》(《文学遗产》1983年第2期)等10余篇。又关于误收诗、重出诗的甄辩方面，有刘师培《读全唐诗书后》(《刘申叔先生遗书》40《左盦集》)、闻一多《全唐诗校读法举例》(1936年北京《文哲月刊》第1卷第5期)、李嘉言《全唐诗校读法》(1941年《国文月刊》)、佟培基《初唐诗重出甄辩》、《晚唐诗重出甄辩》(《文史》第20辑、25辑)、陈尚君《全唐诗误收诗考》(《文史》24辑)、佟宗颐《唐代僧诗重出甄辩》(《中华文史论丛》1986年第2辑)等。关于诗人小传的正补方面，有张忱石《全唐诗无世次作者事迹考索》(《文史》第22辑)、陶敏、郁贤皓《全唐诗作者小传正补》(《湘潭师院学报》1986年第1、2期)等。以上这类成果是阅读和研究《全唐诗》时应当利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