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运动。1942年9月，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主任张道藩在《文化先锋》创刊号发表《我们所需要的文艺政策》一文，规定“不专写社会黑暗”、“不挑拨阶级的仇恨”、“不带悲观的色彩”、“要以民族的立场而写作”、“要创造我们的民族文艺”等“六不”“五要”的文艺政策，要求作家表现“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民族意识”，鼓吹建立“三民主义文艺”。10月，潘公展主持召开“文艺政策”座谈会予以呼应。《文化先锋》先后发表梁实秋、陈铨、赵友培、夏贯中、王梦鸥和常任侠等人的文章，《文艺先锋》、《中央日报》、《东方杂志》等报刊亦相继发表王平陵、李辰冬、丁伯骝、翁大章、太虚等人的文章，大多支持张道藩的主张。其看法主要有：一、认为“文艺政策”的建立，“实为当务之急”。二、“文艺政策”必须作为“全国文艺家创作的指南针”、“写作依据”与“写作标准”。三、“文艺政策”要有“切实推进的办法”，即“奖励与取缔两项”(梁实秋《关于文艺政策》)。国统区进步文艺界对张道藩等人鼓吹的“文艺政策”进行了抵制。《新华日报》等报刊载文指出：“不专写社会黑暗”的主张，是“逃避现实的盲目策略”，是“鸵鸟主义作祟”，将“置文艺于死境”(苏黎《鸵鸟》)；梁实秋关于苏、德、意、日文艺政策“异曲同工”的说法，是“有意混淆黑白”(杨华，即叶以群《文学的“自由”和“统制”》)；至于新文艺的宣传组织作用，“是文艺本身的客观性能”，“并不是硬把文艺拿来作什么工具”(吴往，即欧阳凡海《关于“文艺政策”与文艺武器论》)。“文艺政策”的论争曾经持续了相当长一段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