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 一部纪传体通史。汉代司马迁撰。原名《太史公书》，荀悦《汉纪》才称其为《史记》，后经《隋书·经籍志》的著录，遂成定名。《史记》共130篇，计本纪12，表10，书8，世家30，列传70。本纪、世家记载历代帝王、诸侯的事迹，以编年为体；表记各代大事；列传记述一人或同类数人之行事；书是典章制度或某类社会文化现象的专史。这些体例，有些古来就有，有些是司马迁的独创，但经他熔铸锻炼而成一体之后，遂成 一纪传体史书形式，成为后代众多“正史”所 一直沿用的基本体裁。

《史记》是一部伟大的史学著作，也是 一部杰出的传记文学著作。在列传和部分本纪、世家中，司马迁记叙了一大批栩栩如生、有声有色的历史人物，其中很多成了中国历史人物画廊中不朽的典型，如力拔山、气盖世的项羽，斩木为兵、揭竿为旗的起义英雄陈胜吴广，礼贤下士的魏公子信陵君，义无反顾的刺客荆轲，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屈原，飞将军李广等等，以及其他众多的君主、谋臣、游士、儒生，乃至屠贩、走卒、倡优、方上等，无不有血有肉，鲜明生动。在对这些众多人物的记载当中，鲜明饱满地表现了司马迁对暴君、暴政、豪强、酷吏的强烈愤恨和无比厌恶，表现了他对爱国爱民、品格高尚、急公好义、尚义任侠，以及对社会经济、文化作出了贡献的历史人物的衷心赞叹和褒扬。对那些在黑暗、邪恶势力下横遭残酷打击和磨难的人，如屈原、李广等，司马迁则表露了深切的同情和不平。所有这些带有强烈民主因素和人道主义色彩的思想感情，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史家本人所处的时代，成为以后数千年封建社会中不断发出闪光的珍贵传统，即使在当代也还具有十分突出的现实意义。

《史记》传记文学之所以取得极高的成就，除了司马迁贯注于其中的民主思想和人道主义思想之外，它叙事写人的高超艺术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首先，作家为一个人物立传时，往往抓住人物的主要特征来组织材料，展开叙述，如写秦始皇，就以他的刚毅暴戾为中心，写项羽，则围绕着他那种狂飚突起的精神；写信陵君，则以他礼贤下士的胸怀和气度为主线。为了保证历史的真实性，当该人物的某些材料与其主要特征相龃龉时，司马迁就采用“互见法”，把这些材料安排在其它有关的地方，如把信陵君畏秦之威不敢收留魏齐、不能欣赏虞卿为友道抛相印的义举等事，放在《范睢蔡泽列传》中去写。这样既维护了历史生命的完整和真实，又保持了传记文学审美意味的统一性。其次，《史记》在叙写人物时常常以对比的手法来突出人物的个性特征，如写项羽的“年少气盛”、“好勇斗狠”，就以他对手刘邦“世故老成”、“退让宽宏”相对比照，又以范增的足智多谋、老成深算为映衬。又如《绛侯周勃世家》写周亚夫治军，也以汉文帝劳军进入刘礼、徐厉军营和进入周亚夫军营的不同情景作对比，以显出后者的号令森严、治军严谨。其他如《司马穰苴列传》以庄贾对比田穰苴的忠勇为国，《鲁仲连邹阳列传》以辛垣衍对比鲁仲连的义不帝秦，都是如此。司马迁不但在一传中善用对照映衬，在各传之间也经常互相对比，如《李将军列传》和《卫将军骠骑列传》，二传写李广与卫青、霍去病，在出身、治军、战争经历、所享名气和下场诸方面，处处以对比之笔写出两方的不同。又如写李广对士卒的爱护：“将兵乏食之处，见水，士卒不尽饮，广不近水；士卒不尽食，广不尝食”；同时也写霍去病对士兵的态度：“其从军，天子为遣太官，赍数十乘，既还，重车余弃梁肉，而士有饥者”。对比当中流露出作者对李广的赞美和对霍不顾士兵死活的深深谴责。第三，《史记》叙事的笔法纵横驰骋，变化多端，其中有许多值得借鉴的手法。《魏公子列传》写信陵君礼尊侯赢的态度，先写“公子从车骑虚左”，再写“公子执辔愈恭”，继写“公子颜色愈和”，最后写“公子颜色终不变”，章法上笔笔上转，情节层层推进，使用“递进”的笔法，戏剧性效果十分显著。再如《刺客列传》写荆轲刺秦王，由荆轲的进宫、上殿、献图，到图穷匕首见，荆轲执秦王袖而刺、而逐、而以匕首掷，最后反中秦王剑而倚柱笑骂，用的也是“递进”笔法，笔笔上转，愈转愈紧，具有惊心动魂的力量。有时《史记》在叙事的紧张气氛中却又突然插入闲笔，使用“穿插”之法，使紧张气氛为之一松，产生无穷回味。如《萧相国世家》写萧何在刘邦手下，时时提心吊胆，紧张气氛逐增，在他拜相时，又有召平来吊，气氛更紧。然而文章至此却忽然另起一笔，插写召平种瓜的闲事，文章节奏至此一弛，读者也得到了喘息的机会。又如《李将军列传》，在叙写他的命运蹭蹬中，忽然插入他把石头当作虎来射的故事，使文章回旋荡漾出许多意趣。

《史记》在语言上的成就也是非常杰出的。作为作者的叙述语言，往往能够根据内容的不同而运用不同风格的语言，使两者达到高度的和谐统一。《魏公子列传》写信陵君的谦逊恭敬，礼贤下士，语气就安详和缓，十分亲切。《屈原贾生列传》写屈原的怨悱，则出以缠绵的情调，文字潺缓委婉。《酷吏传》写杜周等，行文乃冷刻惨酷，落笔无私，令人竦然。《滑稽列传》写淳于髡的滑稽，语言也就轻松幽默，充满机趣。描写战争场面和攻斗杀伐，如《项羽本纪》、《淮阴侯列传》，则多用短句，调急而猛，渲染出雄武激越、刚猛奔驰的氛围。《史记》还善于通过人物语言表现传主的个性特点，精确地显示说话人的出身教养和身分地位。如同是表达夺取天下统治权的欲望，佣工出身的陈涉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旧贵族出身的项羽是“彼可取而代也！”而具有流氓习气且贪图富贵的刘邦则说“大丈夫当如是也！”贴切地表现了各人不同的情况。《史记》人物语言还十分善于表现各种人物说话时的语气，使人读来如闻其声，如《张仪列传》写张仪夫妻的一段对话：“其妻曰：‘嘻！子毋读书游说，安得此辱乎？’张仪谓其妻曰：‘视吾舌尚在不？’其妻笑曰：‘舌在也。’仪曰：‘足矣。’”2人的语气神情，宛在目前。再如《张丞相列传》描摹周昌说话之口吃状，说“臣期期知其不可”，“臣期期不奉诏”，“期期”2字，即是对周昌口吃声音的摹状。《史记》语言还吸收了民间的许多谚语、民歌，如“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当断不断，自受其乱”;“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能相容”，等等，也增加了《史记》传记人物的生动性。

《史记》在我国文学史上产生了巨大深远的影响。它的散文艺术是唐宋八大家、明代公安派、清代桐城派、阳湖派所一律作为最高目标追求的圭臬。在小说方面，从唐宋传奇小说到清蒲松龄的《聊斋志异》，都可以看到《史记》传记文学精神的痕迹。至于《东周列国志》、《西汉通俗演义》一类小说，元杂剧、明传奇等戏曲，也多从《史记》取材。直至今人郭沫若的《屈原》、《虎符》等，也都与《史记》有紧密联系。

《史记》的注本有南朝宋裴骃的《史记集解》，唐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和张守节的《史记正义》。北宋时三家注被分别附于《史记》正文之下，合为一编，即今通行的“三家注”本，1959年中华书局出版了它的点校本。《史记》选注本很多，以王伯祥的《史记选》注释最为详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