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论争。1977年8月17日至19日，国民党《中央日报》总主笔彭歌在台湾《联合报》上发表《不谈人性，何有文学》一文，对台湾乡土文学作家王拓、陈映真和评论家尉天骢进行点名批判。他批判王拓以李绌为笔名在《二十世纪台湾文学发展的动向》 一文中所提出的以下两个论点：一是“文学必须扎根于广大的社会现实与人民的生活中，正确地反映社会内部的矛盾”；一是“文学运动必须发展为一种社会运动”。彭歌完全以国民党官方的口气，引用蒋经国的“政治报告”来“论证”王拓立场“谬误”，并断言“乡土文学作品的内容，令人感到并不是‘正确地反映’，而是有着恶化‘社会内部的矛盾’之倾向”。陈映真为了总结自己的创作道路，曾以许南村为笔名写过一篇《试论陈映真》，说自己作为一个“市镇小知识分子的社会的沉没”，“几乎是一种宿命的规律”。彭歌抓住这句话批评说：所谓“宿命的规律”，其实只存在于共产党的阶级理论之中，这种说法，既不能涵盖历史的发展，也不是现实生活中的什么规律。他又抓住陈映真在这篇文章中用了“旧世界”和“新世界”这两个词，问道：“陈先生心目中如此鄙视、并‘预见其必将颓坏’的旧世界，究竟何所指？而他又那样向往而又不能去‘认同’的新世界，又指的是什么？”彭歌还对评论家尉天骢进行批判。尉天骢对唐诗、《三国演义》、《红楼梦》和《儒林外史》的评价，都成了“罪状”；主要还是因为尉天骢是提倡乡土文学的《文学季刊》的主编，并在评论中支持过陈映真。紧接着，8月20日，《联合报》发表余光中的《狼来了》。他认为“乡土文学”就是大陆上的“工农兵文艺”，然后引了几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说“其中若干观点”和近来台湾的某些文艺批评，“竟似有暗合之处”，说台湾提倡“工农兵文艺”的人，“如果竟然不明白它背后的意义，是为天真无知；如果明白了它背后的意义而竟然公开提倡，就不仅是天真无知了”。他认为在台湾既然有人公开提倡“工农兵文艺”，那就是“狼来了”。彭歌的文章，从8月17日到19日连载3天，20日就登了余光中“写于香港”的文章。继这两篇文章之后，台湾当局先是动员了几乎所有他们能控制的报刊和国民党文学打手，根据彭、余2文定下的调子，对乡土文学进行一场大规模围攻;8月29日专门召开270多人参加的“第二次文艺会谈”。乡土文学作家以及被官方认为有“问题”的作家，一位也未被邀请；而当时在香港任教职的余光中却是此次会议的主席团成员之一，彭歌也名列分组讨论中的召集人之一。台湾当局的“党政军要人”都亲临会议做报告。会议通过《对当前文艺政策之修订建议案》、《发挥文艺功能，加强心理建设案》，公开叫嚣“坚持文艺反共立场”，并建议恢复“台湾国民党当局的“中央文艺工作小组”，以便进一步控制台湾文坛。受到围攻的乡土文学作家并未屈服。当时《自立晚报》上的一篇文章报道：“几位活跃在文坛上的作家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来反击和澄清，这种辩论有如排山倒海而来，锐不可当。……尉天骢希望文学不再以异国的、留学生的文学为主，我们的作家不要成天作新式的或旧式的鸳鸯蝴蝶派的梦，我们要关心我们的现实，写我们的现实。……尉天骢不仅不怕工农兵文学，反而鼓励农人、工人和军人努力创作，鼓励作家走出象牙之塔，多关心工农兵的生活。”杨青矗说：“凡是主题能激发人性向上，使读者要把小说中所呈现的不合理社会现象求改进的，就是健康文学。”王拓在8月23日写了对彭歌的反批评文章，投寄《联合报》；该报压了20多天，拖至9月10日才刊登出来，并删改了内容，题目也被改过(发表时题为《拥抱健康的大地——读彭歌先生<不谈人性，何有文学>的感想》)。这篇文章发表前，《自立晚报》于9月4日刊登了该报记者的王拓访问记。王拓对该报记者说：“任何一个社会都有许多不合理的、黑暗的事实存在，台湾这个社会自然也不例外。……我们社会既然还存在着许多不合理的事实和矛盾，那么，我说“文学应该正确反映社会内部矛盾——并不是无中生有或故意捏造——又有什么不对呢？”这场论战，国民党当局以政治来干预文学。论战涉及到文学的民族精神和民族形式、文学反映社会现实和暴露黑暗问题，以及文学要表现人性或反映社会性的问题。通过论战进一步批判了台湾文坛自50年代后期以来的全盘西化的思潮，确认并发展了台湾乡土文学的理论主张和创作实践，标志着台湾当代文学的新的觉醒和新的开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