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化运动。1915年9月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标志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开始：1916年李大钊伍《晨钟报》卜发表的《“晨钟”之使命》发出了开展新文化运动的号召。这场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与簪亥革命的失败、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密切相关。鉴于辛亥革命的历史教训，一蝗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清醒地认识剑要建立民主政治，必须发动一场与形形色色封建意识相对抗的新文化运动，其中心要求：一是提倡民主，即“德先生”，反对封建宗法制度和思想：一·是提倡科学，即“赛先生”，反对迷信、盲从、独断的封缱哲学和宗教，以期呼唤人性的解放和民众的新觉醒，达到救闲救民的目的。((新青年》创刊号发表的《敬告青年》，就是新文化运动的宣言，它向青年提出“六项希望”，宣扬自由、平等、人权的民主思潮，并确认近世欧洲历史之所以为“解放历史”，是因为“人权平等之说兴”之故，而“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下，若舟车之两辆焉”。在科学与民主的旗帜下，陈独秀以《新青年》为阵地，团结了当时一批急进的知识分子，如钱玄同、刘半农、胡适、李大钊、吴虞、易白沙、鲁迅、周作人、傅斯年、罗家伦等，大张旗鼓地对封建专制的中心意识孔学儒教发起了猛烈攻击；陈独秀则成了打倒“孔家店”的主帅，他从1919年始，连续发表了《吾人最后之觉悟》、《宪法与孔教》、《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复辟与尊孔》等一系列讨孔檄文，把思想批判同政治批判结合起来，有力地推动了新文化运动。鲁迅以杂感为武器对封建文化意识进行了深刻而尖锐的批判；易白沙面对封建势力的嚣张气焰，痛斥孔子是“百世之傀儡”；吴虞发表了《吃人与礼教》等批孔论文；李大钊的《真理之权威》等文，反对传统的偶像崇拜，要求思想解放。急剧发展的新文化运动推动了文学革命的兴起和深入，而新文学运动既提供了反封建的有力武器，又扩大了思想革命阵地。

自1918年起，围绕《新青年》编辑部的改组和扩大，进一步结成了以反封建为主攻方向的新文化联合战线，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思想启蒙运动。1919年1月陈独秀为《新青年》写的《本志罪案之答辩书》，有力地回击了封建营垒对新文化运动的攻击和非难，重申了坚决倡导新文化运动的主张和态度。与此同时，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将马列主义送到中国，李大钊连续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布尔札维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宣传无产阶级文化思想的文章，1919年《新青年》出版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给新文化运动注入了新的血液，使新文化意识增加了无产阶级思想因素。1919年5月4日爆发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政治运动，同以《新青年》为主要阵地发动的新文化运动互为因果，即新文化运动为“五四”爱国运动的爆发作了思想舆论准备，而“五四”爱国运动的爆发又为新文化打开了广阔的局面，把新文化运动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五四”以后，出现了新文化运动与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相结合、思想启蒙运动与救亡爱国运动相结合的趋向。

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毛泽东有如下的评价：“五四运动时期，一班新人物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教条，提倡科学和民主，这些都是很对的。”但“五四”新文化运动本身也有缺点，即“那时的许多领导人物，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他们使用的方法，一般地还是资产阶级的方法，即形式主义的方法。”(《反对党八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