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论争。夏衍的7场话剧《赛金花》初载于1936年4月1日上海《文学》月刊第6卷第4期。同月16日，剧作者协会召开关于该剧的座谈会，与会有凌鹤、章泯、张庚、尤兢(于伶)、陈明中、旅冈(卢豫冬)、贺孟斧、周钢鸣等人。会上，大家认为该剧是“建立国防戏剧”口号提出后最早出现的“一个很成功的作品”，其成功主要表现在揭露了“满清官场的腐败”，以“批判的态度来整理这历史题材”和人物形象的塑造这三方面。同时，也对该剧提出了批评，有的认为作者未将主题搞清楚，不明白是以赛金花个人还是以庚子事件作主题；有的认为尚未充分表现出义和团运动的意义；有的表示不应对赛金花“给予过多的同情”；有的则指责剧本“讽刺过分”、“太漫画化”(《〈赛金花〉座谈会》)。嗣后，夏衍撰文表示，他写此剧是想“揭露汉奸丑态，唤起大众注意‘国境以内的国防’”(《历史与讽喻》)，至于同情赛金花，是因为“她多少的还保留着一点人性”(《〈赛金花〉余谈》)。同年11月，该剧由四十年代剧社在上海公演，在社会上引起热烈的反响。当月22日，上海《大晚报》学艺部召开专题评座，就该剧的剧本、演出等问题进行讨论。与会有钱亦石、阿英、沈起予、夏征农、柯灵、郑伯奇、崔万秋等人。沈起予认为该剧无论从哪一点说都是优秀的，是近年来少有的剧本。夏征农认为该剧在揭露官僚方面最为成功，但将赛金花写成爱国志士，却不够妥当。会上还有人批评该剧“不够大众化”。同年12月，茅盾发表《谈〈赛金花〉》一文，认为该剧存在着“未把握到中心”的失误。在此期间，郑伯奇、田汉、阳翰笙、寒峰、周煦良等人均曾撰文参与讨论，文章散见于《文学界》、《文学杂志》、《女子月刊》等刊物。《女子月刊》还出版了“赛金花特辑”。1937年2月，《赛金花》在南京上演时被人捣乱，并被国民党政府以“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理由禁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