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论争。在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中，创造社与茅盾之间展开了一场论争。1928年5月，麦克昂(郭沫若)在《桌子的跳午舞》一文中，提出“一般的文学家大多数是反革命派”，对包括鲁迅、茅盾等在内的新文学作家予以否定。同年10月，茅盾发表《从牯岭到东京》一文，认为“中国革命的前途还不能全然抛开小资产阶级”，而新文艺却“忘记了描写它的天然的读者对象”小资产阶级，并且“走入了‘标语口号文学’的绝路”，为那些并不反对革命文学的人们“所叹息摇头”。12月，克兴发表《小资产阶级文艺理论之谬误》一文，指责茅盾是“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创造一个新的‘标语口号文学’来咒诅革命文艺”。认为茅盾提出的重视文艺特点的意见是“资产阶级所给与于文艺的本质”。批评茅盾《幻灭》、《动摇》和《追求》“很明显地反映了资产阶级的艺术至上主义”，“使一般小资产阶级迷离彷徨”，效果是“反动的”。1929年1月，李初梨发表《对于所谓“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底抬头，普罗列塔利亚文学应该怎样防卫自己》一文，认为茅盾主张“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而这正是革命文学的“直接的斗争对象”。同年5月，茅盾发表《读〈倪焕之〉》一文，坚持“应该以小资产阶级生活为描写的对象”的观点，认为这不过与一个作者“应该拣自己最熟习的事来描写”的说法同义，根本不是什么“要创造小资产阶级文艺”，指责对方不仔细读他的作品却“无的放矢地大骂”的错误态度，批评创造社和太阳社互争“革命文学”的“发见权”的“无聊”言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