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杂文集。鲁迅著。上海三闲书屋1937年7月初版。收作者1934年所作杂文36篇。1935年末经作者亲自编定。绝大部分文章曾先后登载在《新语林》、《文学》、《太白》和《动向》等近20种刊物上。写作这些作品时，鲁迅住在上海北四川路施高塔路大陆新邨9号，属于租界当局“越界筑路”的区域内，即所谓“半租界”，书名“且介”即取“租界”二字之各半。鲁迅在《序言》中指出，《且介亭杂文》是“在官民的明明暗暗，软软硬硬的围剿‘杂文’的笔和刀下的结集，凡是写下来的，全在这里面。当然不敢说是诗史，其中有着时代的眉目”，“但也希望，并且相信有些人会从中寻出合于他的用处的东西”。这些杂文为后人记下了那个时代的脉搏，是作者对于有害的事物“给以反响或抗争”，是“感应的神经”和“攻守的手足”。《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初载日本《改造》月刊1934年3月号)，从中国的“火”、“王道”和“监狱”3个方面，剖析和透视了周秦以降中国历代统治者的两手策略，即政治虐杀和文化统制。对此，鲁迅经常加以揭露。《病后杂谈》(初载《文学》月刊1935年2月第4卷第2号)和《病后杂谈之余》(初载《文学》月刊1935年3月第4卷第3号)，集中暴露了中国历代政治虐杀的典型——明代的“剥皮”术。《买<小学大全>记》(初载《新语林》半月刊1934年8月5日第3期)和《隔膜》(初载《新语林》半月刊1934年7月5日第1期)，暴露了中国历代文化统制的典型——清初的文字狱。《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初载于《太白》半月刊1934年10月20日第1卷第3期)总结了对中国国民性的认识，“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拚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他们是“中国的脊梁”。《拿来主义》(初载于1934年6月7日《中华日报·动向》)谈到批判吸收外来文化。《门外文谈》等4篇文章论述了对于文字改革、大众语等问题的意见。《忆韦素园君》等杂文表达了对战友的缅怀。《中国文坛上的鬼魅》(初载英文刊物《现代中国》月刊第1卷第5期)，总结了国民党反动派对革命文学残酷“围剿”的情况，戳穿了“民族主义文学”、“第三种人”、“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等的鬼魅面目。巴人认为，“《且介亭杂文》的深厚朴茂的杂文”，“表现了无比深阔的学养和识力”，“它的风格，渐趋于朴茂，苍老，深厚”(《论鲁迅的杂文·鲁迅杂文的形式与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