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当代诗人、剧作家、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社会活动家。原名开贞，乳名文豹，号尚武，笔名鼎堂、易坎人、麦克昂等。四川乐山人。出生于地主兼营商业的家庭，父亲郭朝沛是一位精明的商人，母亲杜邀贞是“零落了的官家的女儿”。郭沫若出生时已死去两姐一兄，还有两姐两兄，行八，母亲呼之“八儿”。童年时代，母亲教他背诵唐诗。5岁进私塾，白天读经，晚上读诗。在唐诗中，他喜欢王维、孟浩然、李白、柳宗元等诗人，不甚喜欢杜甫、韩愈。自1906年，先后在乐山县高等小学、嘉定府中学堂、成都高等学堂分设中学丙班读书。他少年既受到严格的旧学训练和古典诗歌的熏陶，能赋诗作文；又阅读了《经国美谈》、《启蒙画报》、《天演论》等进步书刊，吸收新的思想营养。大哥郭开文(橙坞)还常给他灌输“富国强兵”、“实业救国”的思想。这些对他的民主意识的形成与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随着排满革命思潮日益高涨，他拥护共和，反对保皇，崇拜孙中山、邹容、秋瑾等革命党人。1911年初，他参加了成都学生界发起国会请愿风潮的罢课斗争。在这年11月25日四川宣告独立的头一天晚上，他剪去辫子，呼喊“革命成功万岁”，但不久就失望了。1912年初春，他奉父母之命与张琼华结婚，婚后第5天他回成都念书。1913年10月，他走出夔门，赴天津陆军军医学校报到，因不满意于学校当局而不愿入学：后在他大哥资助下于同年年底赴日留学。

从1914年至1923年，郭沫若先后在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冈山第六高等学校、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学习。他赴日学医，是为时尚所动，“认真是想学一点医，来作为对于国家社会的切实贡献”(《我的学生时代》)。他勤勉学习，大学毕业时获医学士学位；后来放弃医学，其中原因之一是他读中学时患过伤寒，后遗症便是两耳重听。留日期间，他阅读了大量西方和印度的文学、哲学著作，接受日本进步的社会思潮和文学思潮的影响，世界观倾向于泛神论。1916年暑期，郭沫若去东京圣路加医院探访病友，与该院日本女护士安娜(本名佐藤富子)相识，后在通信中产生爱慕之情，这年年底两人开始同居。郭沫若说“因为在民国5年的夏秋之交有和她的恋爱发生，我的作诗的欲望才认真地发生了出来”(《我的作诗的经过》)。

“五四”新文化运动激励了郭沫若的革命热情。1919年6月，他发起组织反日团体“夏社”，9月首次在报刊上发表新诗，翌年出版了与田汉、宗白华的通信合集《三叶集》，并创作了《凤凰涅槃》等名篇。1921年7月，他与成仿吾、郁达夫、张资平等人酝酿成立了创造社，它是现代中国文坛第一个树起浪漫主义旗帜的革命文学团体。这年8月出版新诗集《女神》，共收诗57首。它所显现的“五四”时代精神和革命理想及其独特的艺术风格，从思想内容到艺术形式，给新诗创作开辟了崭新而广阔的路径。

1923年4月，郭沫若大学毕业归国到上海，开始从纯文学活动转向关心政治、研读社会科学理论著作。这期间他写的《漂流三部曲》等短篇小说和《小品六章》等散文，都偏于主观抒情，留有作者自己鲜明的生活印记和个性色彩；此外还创作历史剧《卓文君》、《王昭君》，并出版第2本诗集《星空》。

1924年春夏之交，郭沫若翻译了日本经济学家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一书。此书的翻译，成为他向马克思主义转变的重要契机。“以前没有统一的思想，于今我觉得有所集中。以前矛盾而不能解决的问题，于今我觉得寻得了关键”，确信“马克思主义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是唯一的宝筏”(《孤鸿——致成仿吾的一封信》)。这年12月，他参加宜兴军阀齐卢战争实况的调查，首次接触和体验了中国农村实际，了解江南一带纱厂倒闭与农村凋敝的实况。1925年“五卅”运动，他目睹上海工人、学生为死难工友顾正红往工部局示威请愿以及惨遭屠杀的情景。他积极投身于反帝斗争的洪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到处演讲，为四川旅沪学界同志会起草《五卅案宣言》，并创作了二幕历史剧《聂嫈》。

1926年3月，郭沫若离沪去广州，任广东大学(后改名中山大学)文科学长。在此前后，他发表了《文艺家的觉悟》、《革命与文学》等文艺论文，反映他的文艺思想的深刻变化。在明确文艺的社会使命的基础上，他提出“革命文学”的口号，把革命文学称作是站在第四阶级即无产阶级立场上说话的文学，“这种文艺在形式上是现实主义的，在内容上是社会主义的”(《文艺家的觉悟》)。这一文学主张，成为后期创造社提倡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先导。这年7月，他从广州随军北伐，任国民革命军政治部副主任等职。1927年3月23日，蒋介石制造“安庆惨案”，3月31日，他写了《请看今日之蒋介石》一文，及时披露蒋介石背叛革命、制造“安庆惨案”的罪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他于8月4日赶到南昌跟随起义部队，行军途中加入中国共产党。起义失败，他避居上海，创作诗集《恢复》，翻译歌德的《浮士德》(第一部)，并与后期创造社、太阳社成员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

因国民党当局的通缉，在周恩来的指示和安排下，郭沫若于1928年2月24日离沪流亡日本。在受着日本宪警监视、生活十分窘迫的艰难环境中，他潜心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历史和古文字学，翻译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和辛克莱等人的作品，撰写自传、散文和历史小说，并积极支持“左联”东京分盟的工作。

1937年芦沟桥战事发生后，7月25日凌晨，郭沫若别妇抛雏，归国请缨。他到上海后，领导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组织战地服务团，亲临前线考察和作宣传鼓动工作。1938年初春，郭沫若到武汉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第三厅厅长职，此时与于立群同居。第三厅成了当时团结广大文化工作者开展抗日宣传活动的中心。

1938年10月武汉陷落后，郭沫若即撤离武汉，于12月抵重庆。1940年9月，国民党当局解散第三厅，另组文化工作委员会，虽仍任命郭沫若为主任，但其活动已受当局严格限制。1941年11月，重庆等地为郭沫若50寿辰和创作生活25周年举行庆祝活动。周恩来在《我要说的话》一文中说“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导师，郭沫若便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如果是将没有路的路开辟出来的先锋，郭沫若便是带着大家一道前进的向导”。在周恩来的关怀和支持下，皖南事变前后，郭沫若修改整理了《棠棣之花》并创作了《屈原》、《虎符》、《高渐离》、《孔雀胆》和《南冠草》6个历史剧本。这些剧作，包孕古今，是灌溉现实的蟠桃，借史事曲折地讽喻现实社会。代表作《屈原》便是作者“把这时代的愤怒复活在屈原时代里去”，“借了屈原的时代来象征我们当前的时代”(《序俄文译本史剧〈屈原〉》)。1944年3月，郭沫若写了长文《甲申三百年祭》，毛泽东称他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人民”(1944年11月21日致郭沫若信)。抗战后期，他著有《青铜时代》、《十批判书》。1945年6月，他应苏联政府邀请，参加苏联科学院220周年纪念大会，在苏联滞留50天。抗日战争胜利后，著有史学论文集《历史人物》、短篇小说集《地下的笑声》和《抗战回忆录》(即《洪波曲》)，译著《浮士德》(第二部)。

1949年7月，郭沫若当选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主要从事社会政治活动和世界和平、对外文化交流事业，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中国科学院院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等职。公余之暇，他还写了诗集《新华颂》、《百花齐放》、《长春集》、《骆驼集》，历史剧《蔡文姬》、《武则天》和电影文学剧本《郑成功》等。1978年6月12日，郭沫若逝世于北京。邓小平在悼词中称颂郭沫若是“继鲁迅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我国文化战线又一面光辉的旗帜”。

郭沫若一生著译等身，他的许多著作，已被翻译成日、俄、英、德、意、法等多种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