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论争。40年代中后期，国统区进步文艺界发生了一场关于现实主义问题的论争。从1942年起，胡风连续撰文，指出当时“创作上的著目倾向”是“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关于创作发展的二三感想》)，并认为现实主义就是“主观精神和客观真理的结合或融合”(《现实主义在今天》。1944年4月，胡风在为“文协”理事会起草的《文艺工作底发展及其努力方向》一文中，强调作家应发扬“主观战斗精神”，认为“只有提高这种人格力量或战斗要求，才能够在现实生活里面追求而且发现新生的动向，积极的性格，即使他所处理的是污秽或黑暗，但通过他底人格力量或战斗要求，也一定能够在读者底心里诱发起走向光明的奋发”。并指出今天文艺家的精神危机，主要是由于与人民生活的疏远和“隔离”。黄药眠撰文不同意胡风的观点，认为他“过分强调作家在精神上的衰落，因而也就过分的强调了目前文艺作品上的病态”，并批评胡风的观点脱离“现实的生活”(《读了〈文艺工作底发展及其努力方向〉以后》)。与此同时，于潮(乔冠华)发表了《论生活态度与现实主义》等文，提出有关现实主义的论述。1945年1月，胡风的《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和舒芜的《论主观》两文，在《希望》创刊号上发表。胡风在文中强调，作家“艺术创造底源泉”，是他们在“不断的自我扩张过程，不断的自我斗争过程”中获得的。

抗战胜利前后，不少评论家纷纷撰文，对现实主义问题进一步作理论探讨。冯雪峰《论民主革命的文艺运动》指出，“现实主义在今天的问题”，主要是关于人民力量的反映或追求问题、大众化的创作实践和民族形式创造的问题。何其芳《关于现实主义》则认为，现实主义要向前发展，不能只是简单地强调现实主义，“而是必须强调艺术应该与人民群众结合，首先是在内容上更广阔，更深入地反映人民的要求，并尽可能合乎人民的观点，科学的观点”。在此期间，文艺界还展开了关于舒芜《论主观》的论争、关于茅盾《清明前后》和夏衍《芳草天涯》的讨论(分别参见该两条)。嗣后，胡风将自己的论文结集为《在混乱里面》、《逆流的日子》两书出版，坚持自己的观点。《呼吸》等刊物发表了不少与胡风观点相呼应的文章。

1948年，香港出版的《大众文艺丛刊》对胡风、舒芜等人的观点，继续进行辩驳与批评。荃麟执笔的《对于当前文艺运动的意见》认为，胡风“强调所谓文艺的生命力与作家个人的人格力量，实际上仍然是个人主义意识的一种强烈的表现”。在另一篇论文《论主观问题》中，他批评胡风等人只“凭借感性机能去感受万物”，取消了唯物论和阶级观点，乔木(乔冠华)在《文艺创作与主观》一文中，批评了胡风认为文艺的对象是“活的人，活的心理状态，活人底精神”等观点。1948年9月，胡风又写了《论现实主义的路》一文，对批评意见逐一反驳，并进一步阐述文艺创作中主观与客观的关系，强调现实主义文艺应当写出典型(活的人)。

这次论争前后延续达5年之久，直至1949年全国首次文代大会召开，才暂告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