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藏族诗歌理论体系。源于印度檀丁的《诗镜》。《诗镜》分3章，共656首诗。内容除一般文艺理论外，主要讨论文体，讲述修辞和写作知识。它将文章体裁分为3大类，即诗歌、散文和诗文合体，其中重点讲述了诗歌。书中对内容、形式和修辞3者分别予以简略地论述，重点突出了修辞部分。公元1277年，藏族学者雄敦·多吉坚参将《诗镜》全部译成藏文。后来其弟子雄译师洛卓丹巴依此书讲学，从而开创了学习《诗镜》之风。此后，藏族学者便纷纷写书对原著进行注释。如公元15—16世纪的夏鲁译师却迥桑布对雄敦的译文做了某些修改、校订，并加了注释；仁邦巴著《诗疏无畏狮之吼》;16世纪初素喀瓦·洛卓杰布撰写的注释等。17世纪，五世达赖罗桑嘉措写有《诗镜释雄难妙音欢歌》。同一时期，山南学者米旁·格勒纳杰写有《诗学巨著诗镜本释旦志意饰》，安多学者一世嘉木洋协巴多吉阿旺尊珠写有《妙音语教十万太阳之光华》。18世纪。噶玛司徒丹白宁杰著有《藏梵诗镜合璧》，康珠·丹增却吉尼玛著有《诗疏妙音语海》。19世纪，久·米旁嘉措写有《诗疏妙音喜海》等。

上述著述在引述《诗镜》原文的同时，对原文进行了注释，并根据各自的理解，加入新的诗例，对《诗镜》进行了民族化的改造和发展。如把内容比作生命，把体裁比作躯体，把修辞比作装饰等。比喻巧妙恰当，体现了内容、体裁和修辞三者统一而不可分离的关系，纠正了《诗镜》原作者只重修辞和文体，忽视内容的形式主义和唯美主义的偏颇。此外，藏族学者在修辞方面，根据藏族语言特点、结构、诗歌韵律等予以改造、补充和创新、从而在《诗镜》的基础上形成了藏族自己的文学和修辞学方面的理论体系。在此种理论指导下，藏族的一大批文人率先实践，写出了大量的诗歌作品，它们的艺术风格独树一帜，与藏族原有的道歌体和格言体诗歌并立，形成一种新的“年阿体(诗镜体)”流派，一直延续至今，经久不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