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诗歌改革思潮和改革运动。早在诗界革命的口号出现之前，诗歌界已经出现了诗歌改革的趋势。清初，叶燮在《原诗》中说：“自宋以后之诗，不过花开而谢，花谢而复开”。传统诗歌已经失去创造的活力。咸丰、同治时期已经出现了歌咏西方先进事物的诗作。如咸丰八年(1858)，杨风翰《漫感》：“火轮驾浪驶飞航。”光绪五年(1879)，冯应图《近事》：“天心开广运，地势见全形。”“更有机缄巧，风轮水陆经。”光绪十三年(1887)，黄文瀚写了《轮船》、《轮车》、《电报》和《电灯》。光绪十六年(1890)，黄遵宪作《今别离》，分别歌咏轮船、火车、电报、照相等。光绪二十二年(1896)前后，谭嗣同、夏曾佑和梁启超创作了“新学之诗”，大量采用佛教、基督教和儒家的经典词语入诗。尤其从同治年间以来，黄遵宪不断显示了创新的意向。同治七年(1868)，黄遵宪作《杂感》诗，批判“俗儒好尊古，日日故纸研”，“沿习甘剽盗，妄造丛罪愆”。表示了“我手写我口”的信念。光绪十七年(1891)，黄遵宪在《人境庐诗草自序》中表示要“弃去古人之糟粕”，使用“古人未有之物”，开辟古人“未辟之境”。但是，这些都未能产生深远的影响。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亡命海外，大力进行文化宣传，推进文学改革。光绪二十五年(1899)底，他大声疾呼，提出了“诗界革命”的口号和设想。他在《夏威夷游记》中说：“余虽不能诗，然尝好论诗，以为诗之境界，被千余年来鹦鹉名士(余尝戏名词章家为鹦鹉名士，自觉过于尖刻)占尽矣。虽有佳章佳句，一读之，似在某集中曾相见者，是最可恨也。”“支那非有诗界革命，则诗运殆将绝。”“故今日不作诗则已，若作诗，必为诗界之哥仑布、玛赛郎然后可。”“欲为诗界之哥仑布、玛赛郎，不可不备三长：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而又须以古人之风格入之，然后成其为诗。”“若三者具备，则可以为二十世纪支那之诗王矣！”“今欲易之，不可不求之于欧洲。欧洲之意境语句甚繁富而玮异，得之可以陵轹千古，涵盖一切”。尔后，又相继在《清议报》开辟“诗文词随录”，在《新民丛报》开辟“诗界潮音集”、在《新小说》开辟“杂歌谣”等专栏，发表黄遵宪、康有为等人的诗作，并自撰《饮冰室诗话》，继续鼓吹诗歌改革。

梁启超关于“诗界革命”的思想，可以概括为4点：①诗(包括词曲)不应当成为供少数人陈设把玩的古董，而应当成为有寄托、有理想的，改造国民劣根性和铸造国民新品质的工具。②我国古代诗歌思想境界已经开辟殆尽，词句已经陈旧，已不能担负新时代使命，诗歌必须改革。③诗歌改革应当以西方的新意境、新思想、新语句和中国传统诗歌形式相结合，“能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斯可以举革命之实矣”(《饮冰室诗话》)。④诗应当与音乐相结合，以利于广泛流传。

梁启超关于“诗界革命”的思想符合时代潮流，得到了比较广泛的响应。丘逢甲说：“迩来诗界唱革命，谁果独尊吾未逢。”“米雨欧风作吟料，岂同隆古事无征。”(《论诗次铁庐韵》)马君武说：“唐宋元明都不管，自成模范铸诗才。须从旧锦翻新样，勿以今魂脱古胎。”(《寄南社同人》)苏曼殊称“丹顿、裴伦(即但丁、拜伦)是吾师”(《本事诗》)。鲁迅发表《摩罗诗力说》，认为我国诗歌从《诗经》开始都不过是“鞭策羁縻之下的自由”，历代许多诗作都是“颂祝主人、悦媚豪右”的拍马之作；或者“拘于无形之囹圄，不能舒两间之真美”。因而应当“别求新声于异邦”。周作人在《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近时论文之失》一文中认为，我国历代封建统治使得我国文学“思想拘囚，文章委顿，趋势所兆，邻于衰亡”，“实利所得，一人而已”。今后文学改革应当“夺之一人，公诸万姓”。当时的许多报刊都发表了具有一定改革意义的诗歌。

“诗界革命”的思想和创作，冲击了复古守旧的诗坛，启发了人们的改革精神，对近现代文学改革起到了促进作用。但梁启超把“以旧风格含新意境”作为改革的极限，形成了“理想宜新，形式宜旧”的框框，又成了进一步改革的思想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