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论争。1946年6月20日，立高在《晋察冀日报》副刊上发表短篇小说《忍让》。作品描写抗战胜利后国共和平谈判时期，国民党军队向解放军阵地开炮，解放军某连长遵照共产党争取和平的政策，没有同意战士还击的请求，说：“我们忍让还是为了老百姓，为了和平！”对此，《晋察冀日报》副刊在6月至7月内刊出多篇文章进行了论争。伍延秀首先写了《略谈〈忍让〉》一文，批评作者曲解党的和平政策，认为“更重要的是坚决自卫，给进攻者以反击”。晨耕反对伍的看法，认为小说“反映了真实，反映了我们的立场和态度”(《评〈略谈忍让〉》)。伍延秀又作《再谈〈忍让〉》，文中强调文艺作品不能仅仅是“现实的再现”，应“概括现实”，“造成艺术的典型”，《忍让》让人觉得被“洒了一盆冷水”，“感到党的政策落在群众的后面”。何远发表《论典型环境与事件》一文，指责伍延秀“离开了具体作品，纯从抽象概念及一些文艺教条出发，去硬套人家活生生的作品”，认为这是 一种“不良的批评方法”。唐皎的《〈忍让〉我见》一文，也认为作品的描写无可非议，指出“忍让是为了和平，反击也是为了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