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研究论著。程千帆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8月出版。所谓“行卷”，就是应试的举子将自己的作品写成卷轴，在考试以前呈送给达官要人或文坛前辈，请求他们向主持考试的礼部侍郎推荐，从而增加自己及第希望的手段。本书的目的就是要探讨有关这种行卷方式的种种情况，也即是唐代科举与文学的关系问题。作者博采群书，搜集丰富的资料，经过细致的整理、爬梳、考订，较为清晰地阐述了唐代进士行卷的风尚，对主司与通榜、制科与常科、进士与明经、省卷与行卷、试杂文与试诗赋，以及准备和投献行卷的时间与地点、卷轴的内容、编排款式、数量、投卷的对象、避讳、衣着等均作了较为细密的考察和分析，对前人的某些疏误之处作了订正。

该书探讨了行卷究竟能否促进文学发展的问题。作者认为，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行卷的举子与当世显要人物的态度。就举子这一方面说，虽然也有那种依靠描写猫狗、嘲弄婢仆来标新立异、哗众取宠的末流诗人，但也尽有以严肃的态度从事写作，试图在作品中表达自己进步的政治、社会观点，体现较高的艺术水平，并且就用这样一些作品去行卷求知的例证，如曾用作行卷的皮日休《皮子文薮》、罗隐《谗书》等。就显要人物一方面来说，虽然也有以嘲笑举子行卷为乐的人以及对文学并无所知的人，但也有一些身居高位者，尤其是文坛前辈，大力诱导、鼓励和提拔新生力量，张籍推荐朱庆馀，吴武陵推荐杜牧便是明证。作者进而指出，对于当时文学起了推动作用的，正是唐代历朝都有的那些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去行卷的举子和以同样态度来对待投来行卷的显要人物。

该书还讨论了前人有关唐代文学与进士科举的关系诸说的得失。其中一派以严羽为代表，认为唐朝以诗取士，故唐人无不工诗；一种以王世贞为代表，认为“凡省试诗类鲜佳者”，故唐人工诗与以诗取士无关。作者指出，唐朝以诗取士的诗由两部分组成，一为应试时当场作的省试诗，为文而造情，且又拘牵程式，确实没什么优秀作品；另一方面，还有一卷或多卷经过举子们精心创作的省卷和行卷之作，它有前者所无可比拟的较大自由和显著优点。因此严说病在笼统，王说失之偏颇。应该说，唐人虽以诗取士而工诗，但其工是由于行卷而非由于省试。

该书还通过唐代最具代表性的3种文体，即诗歌、古文和传奇小说，具体论证了行卷之风对唐代文学的促进作用。作者认为，古文家并不能反对以时文为正式考试内容的进士科举制度。韩愈等人正是以时文应试、以古文行卷的方式来获得进士及第，在自己成为当世显人后，又广泛借用后学向他们行卷的机会来宣传古文，从而获得了古文运动的巨大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