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论争。1932年9月，林语堂在上海创办了《论语》半月刊，继而又先后创办《人间世》和《宇宙风》杂志，大力提倡“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宇宙风·发刊词》)，“不谈政治”(《我们的希望》)，“无关社会意识形态鸟事，亦不关兴国亡国鸟事”的“幽默小品”和“趣味小品”。于是，抒写“性灵”、充满闲适幽趣的散文小品纷纷应运而生，主要作家除了林语堂外，还有周作人、刘半农、俞平伯等人。对于这种脱离社会现实的小品文创作倾向，左翼作家陆续撰文予以批评。徐懋庸认为“小品文虽从小处落笔，但是却是着眼大处的”(《大处入手》)，并将“闲适”小品斥为“冷水文学”(《冷水文学》)。鲁迅指出：“生存的小品文，必须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但自然，它也能给人愉快和休息，然而这并不是‘小摆设’，更不是抚慰和麻痹，它给人的愉快和休息是休养，是劳作和战斗之前的准备。”并认为林语堂等鼓吹的幽默文学，使小品文“走到了危机”(《小品文的危机》)。林语堂则先后发表《做文和做人》、《我不敢再游说》、《今文八弊》等文进行反驳，说“文人好相轻”，把文艺思想的严肃论争，说成是大家“争营夺垒”，“互相臭骂”，把左翼作家对他的批评说成是“以谩骂为革命，以丑诋为原则”。1935年后，鲁迅又写了数文，批驳《今文八弊》的观点，认为林语堂为代表的《论语》派小品文越来越琐屑无聊，“已经下于五四前后的鸳鸯蝴蝶派数等了”(《杂谈小品文》)，而这些东西连“帮闲文学”也够不上，不过是“扯谈”而已(《从帮忙到扯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