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艺思潮。1956年2月27日至3月6日，中国作家协会在北京召开了第二次理事扩大会议。由于文艺批判运动的风暴刚刚平息，这次会议拟认真总结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经验教训，探讨文学规律。会议的主题确定为反对公式化、概念化的创作倾向。

周扬在题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学的任务》的报告中强调“要提高文学创作的思想和艺术水平，克服一切脱离现实主义的倾向”，特别是“相当普遍存在的最有害的毛病之一——公式化、概念化的倾向”。他指出，从创作思想上解决的“决定关键”是“正确地解决作家和生活的关系”。并进而从3个方面分析了产生公式化、概念化的原因。首先是“作家接触生活的方面太窄，而对生活的理解又不深”，加之，体验生活中又按事先预定的框框去寻找所需要和愿意寻找的东西；其次是作家对生活缺乏“积极参予的态度”，“缺乏政治上和艺术上的勇气，看到了生活中的冲突矛盾不敢表现”；第三是由于作家没有正确理解艺术反映现实的“特殊形式”，即不是主观的说教，而是体现在艺术形象中的生活的真实。此外，他还提出反对创作中的公式化、概念化倾向必须与文艺批评中的庸俗社会学相结合。

会上，茅盾作了“开幕词”、“结束语”和题为《培养新生力量，扩大文学队伍》的报告。老舍作了题为《关于兄弟民族文学工作的报告》。刘白羽作了题为《为繁荣文学创作而奋斗》的报告。陈荒煤和康濯分别作了题为《为繁荣电影剧本创作而奋斗》和《关于两年来反映农村生活的小说》的“补充报告”。这些报告从不同角度对公式化、概念化的创作倾向作了分析和批评。

与会的理事、著名作家、新出现的青年作家、少数民族作家和各省市的文艺工作负责人参加了热烈的讨论。43位作家、理论家作了大会发言或书面发言。魏巍在发言中尖锐地指出“公式化、概念化倾向的性质是反现实主义的”，“如果不进一步地反对这种倾向，我们的文学事业就不能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道路上向前大大地跨进一步。”胡可指出“公式主义的特点是没有作者自己在艺术表现上的独创”。方纪指出“作家身上发生了对生活的倦怠、懒惰，和在创作中发生了害怕真实的毛病”，并首先提出了从美学观念上克服这种创作倾向的问题。有的还指出，体验生活时“戴着一副概念化的眼镜”，根据“政策”、“运动”的要求到生活中去找“本质”，也是产生公式化、概念化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