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思潮。中国当代文学中影响最大、争论最多的一种创作方法和文学倾向，形成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基本特色和主要潮流。对现实主义，历来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认识。一种是狭义的理解，把现实主义仅仅视为一种创作方法或文学思潮和文学运动；另一种是广义的理解，即从文学艺术的起源学和功能论这个根本点上，把现实主义视为真正的文学创作的根基、衡量文学的艺术价值的尺度。由于制约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种种特殊的历史条件和社会条件，中国先进的作家、文艺评论家比较倾向于对现实主义的广义的理解，把现实主义视为体现文学与现实生活的密切联系，体现艺术为人生的崇尚旨趣的一种进步的文学倾向。在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进程中，曾经出现过各种各样的现实主义文学主张，例如50年代和60年代流行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60年代和80年代流行的革命现实主义，以及80年代不很流行但也都有点反响的心理现实主义、现代现实主义等等。

中国当代文学中的现实主义，是承继着鲁迅和其他文学先驱奠定的“五四”新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而来的。“五四”新文学的现实主义，无论在理论建设还是在创作实绩上，积累了丰硕的成果和丰富的经验。特别是鲁迅这一出现在20世纪世界东方的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他的现实主义的文学思想和现实主义的典范作品，为现、当代中国文学确立了富有中国民族智慧、气派、风格的严谨的现实主义的艺术法度，在东方树起了世界文学园林中独具特色的现实主义的艺术丰碑。这一丰碑的巨大投影，是覆盖着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整个进程的。

中国当代文学中的现实主义也汲取异域的营养以丰富自己。50年代，俄罗斯文学和苏联文学中的现实主义，在理论与创作两个方面都对中国作家和评论家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到80年代，在改革、开放的时代潮流影响下，美国文学、拉丁美洲文学以及其他国家、地区文学中的现实主义作家，也在中国产生了影响。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输入，对中国当代文学中的现实主义提出了挑战，也为它提供了丰富和更新自己的机会。

中国当代文学中的现实主义的理论基础，是鲁迅、瞿秋白和毛泽东奠定的。鲁迅、瞿秋白文艺思想中关于现实主义的基本原则的论述是非常丰富、深刻、全面的，充满了唯物辩证法的智慧。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不仅深刻，全面地论述了文艺与现实生活、文艺的典型化等现实主义的基本问题，而且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文学中的现实主义。这实际上肯定了现实主义作为文艺科学中的一个重要的科学课题的独立的学术意义，为文艺科学的研究者们留下了探讨、发挥的广阔天地。那些在革命斗争中成长起来的著名的文艺理论家，其中包括周扬、茅盾、冯雪峰、胡风、何其芳、以群、吕荧、陈涌，王元化等，从不同侧面对现实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从40年代后期逐渐剧烈起来的思想斗争，对中国当代现实主义理论的发展也产生了一些消极的影响。关于文艺与政治关系的狭隘、过份功利化的理解，关于世界观的指导作用的肤浅的、实用主义的宣传，关于典型化理论的庸俗社会学的阐释，导致一种脱离、粉饰现实生活的伪现实主义文学倾向的滋长和流行。在50年代初开展的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学习和研讨中，虽然也出现了一些较有份量和新意的文章，如周扬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中国文学前进的道路》，冯雪峰的《中国文学中从古典现实主义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发展的一个轮廓》、《关于创作和批评》等，对中国当代文学中现实主义薄弱的现象提出了切实的批评，阐明了真正的现实主义的原则。但是，这一次学习和研讨基本上是在苏联理论界的影响下进行的，存在着某种教条主义的倾向。

1956年前后，在国际上大气候的影响下，关于现实主义的学术讨论一度趋向活跃，出现了一批思想解放、新意盎然的理论文章，如秦兆阳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周勃的《论社会主义时代的现实主义》、刘绍棠《我对当前文艺问题的一些意见》、钱谷融《论“文学是人学”》、巴人的《论人情》、钟惦棐《电影的锣鼓》等，有力地冲击了公式化、概念化的教条主义的创作倾向，引起了热烈的反应。这些有创见的文章，后来都成了政治批判的对象。其作者也都因此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

这次关于现实主义的论争，即使在执行批判任务的一方中，也出现了一些较有深度的文章，如张光年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存在着、发展着……》、陈涌《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等。尤其是产生于这次论争末期的茅盾的《夜读偶记》，是一篇论述现实主义问题的规模宏伟、见解精辟的论文，有其独特的理论意义，但是就连这样的论文，当时也被淹没在大跃进的狂热时代气氛中，很快就被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新创作方法的鼓吹所代替了。

1962年在文艺的调整中召开了关于农村题材创作的大连会议，邵荃麟提出了“现实主义深化论”，指出：“现实主义则是我们创作的基础。没有现实主义，就没有浪漫主义。我们的创作应该向现实生活突进一步，扎扎实实的反映现实。”他还提出，除了写英雄人物，“也应该注意写中间状态的人物。”这些旨在匡正创作中的现实主义薄弱的弊病的意见，很快又被当作“资产阶级的文学主张”进行批判。

这种恶性循环发展到“文革”，终于导致反现实主义和伪现实主义的文学思潮的全面泛滥，现实主义文学思想和文学创作被彻底窒息。

“文革”结束后，恢复现实主义的文学传统，成了文艺界拨乱反正的一个总口号，产生了广泛而深入的影响。很多文艺理论家和作家都为现实主义在新时期文学中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周扬在第四次全国文代会上的主旨报告，张光年《驳‘文艺黑线’论》，陈涌《鲁迅与五四文学运动的现实主义问题》、《从两个剧本看文艺的真实性和倾向性》，钟惦棐《电影文学断想》，以及陈荒煤的《解放集》，冯牧的《文学十年风雨路》中的很多理论批评文章，孙犁的《晚华集》、《秀露集》中的很多关于现实主义的文章，都是重要的理论收获。到1980年前后，现实主义文学思想在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广泛传播和深入人心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新时期现实主义理论的发展，扫除了“左”的文艺思想设置的种种禁区和清规戒律，使文学获得了全面地反映现实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侧面的权利，为新时期文学题材的多样化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在主题的开掘和提炼方面，肯定了作家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道德伦理观念对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积极作用，肯定了作家深刻揭示现实生活的矛盾(不仅展示生活的光明面，也不惮于揭露生活的阴暗面)的艺术家的真诚态度和探索勇气，这就为“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文化寻根文学”等崭新的文学主题的出现开辟了道路。在人物创造，特别是典型性格的描写上，摒弃了“高、大、全”、“三突出”那一套机械论、唯心论的束缚，强调了人物的现实生活基础，强调了人物与典型环境相映生姿的艺术规律，强调了深入人物内心描绘其灵魂的艺术方法，这就为人物形象的多样化创造了条件。在艺术形式上，既肯定了采用本民族固有的良规，又注意吸取异域的营养，形成了比较开放、活泼的艺术观念，使现实主义文学创作在艺术手法上不断丰富和更新。

从1985年开始，由于各种复杂的社会因素和文学思潮的影响，现实主义开始受到一些理论家和作家的冷漠、轻蔑和攻击。有的人甚至把现实主义说成是陈旧的、阻碍文学新潮发展的主要障碍，必欲弃之而后快。文艺理论界在现实主义问题上陷入了某种混乱状态。到1988年前后，人们开始发现这种混乱状态对创作产生的消极影响，于是又开始重新提倡、关注和讨论现实主义问题。

“文革”前17年，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总的状况，虽不尽如人意，但应该说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的现实主义的作品，其中尤以表现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的长篇小说最为突出。经过长期生活积累，从50年代到1960年前后，出现了中国现实主义的长篇创作的一个高潮，如孙犁的《风云初记》、杜鹏程的《保卫延安》、梁斌的《红旗谱》、吴强的《红日》、杨沫的《青春之歌》、罗广斌、杨益言的《红岩》、刘知侠的《铁道游击队》、冯德英的《苦菜花》、欧阳山的《三家巷》等。戏剧方面如老舍的《茶馆》等，诗歌方面如闻捷的《复仇的火焰》、乔林的《白兰花》等。

这一阶段现实主义的文学创作也存在着薄弱的一面。这主要表现在反映社会主义时代的现实生活方面，特别是在揭示现实的矛盾和问题，全面地、毫无讳饰地反映生活的真实方面，现实主义作家们受到了种种有形无形的压力、限制、处于缩手缩脚、顾虑重重的心理状态之中。由于一些优秀作家的努力，中国当代文学追踪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产生了象《铁木前传》、《创业史》、《山乡臣变》、《在和平的日子里》等现实主义的力作，产生了象李准、王汶石、林鹏程、王愿坚等作家的中、短篇小说的现实主义的篇章。但是，那种深刻地揭示生活中的矛盾，触及生活的阴暗面和现实的弊端的作品，则很难出现。

1956年前后，在“双百方针”刚刚提出时的开放、活泼的思想空气里，曾出现一批大胆干预生活的生气勃勃的作品，如王蒙的《组织部里新来的青年人》、李国文的《改选》等；还曾出现一些大胆展示人的感情世界的波澜，触及人生几微的作品，如宗璞的《红豆》、陆文夫的《小巷深处》、邓友梅的《在悬崖上》等，均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但不久，这些初绽的鲜花被大批判的风雨摧折了。一直到“文革”后，才获得了“重放”的机会。

在共产党领导的思想解放运动的推动下，以刘心武的《班主任》为发端，中国当代文学中的现实主义的创作在1980年前后形成了一个空前的高潮，涌现了一大批优秀的中青年作家，出现了一大批现实主义的力作，如长篇小说《李自成》第二卷、《东方》、《黄河东流去》、《沉重的翅膀》、《芙蓉镇》，中篇小说《人到中年》、《犯人李铜钟的故事》、《祸起萧墙》、《高山下的花环》，诗歌《一月的哀思》、《小草在歌唱》，等等，还有王蒙、张贤亮、陆文夫、高哓声、张洁、谌容、张一弓、何士光、叶蔚林、贾平凹、王安忆、铁凝、张承志、史铁生、郑义、路遥等作家的许多中、短篇小说，形成了群星争灿、百鸟鸣春的局面。现实主义的创作极一时之盛。

1985年后，现实主义的创作受到以横移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为旨归的各种新潮小说的冲击，一度受到冷落。但是，现实主义的作品仍然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主流。出现于这一时期的比较重要的现实主义的长篇小说有王蒙的《活动变人形》、贾平凹的《浮躁》、张炜的《古船》、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宗璞的《南渡记》、杨绛的《洗澡》、浩然的《苍生》、霍达的《穆斯林的葬礼》等。阿城、刘恒、刘震云、池莉、方方、田中禾等人的中、短篇小说，也是这一时期现实主义创作的重要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