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杂文集。鲁迅著。上海北新书局1932年9月初版。收作者1927年至1929年所作杂文34篇，附作于1932年的《鲁迅译著书目》1篇。这些杂文，半数以上发表于《语丝》，其余载于《萌芽》、《莽原》等刊物，《辞顾颉刚教授令“候审”》和《鲁迅译著书目》，则是直接收入本书的。鲁迅针对论战中有人讽刺他“矜持着的是闲暇，闲暇，第三个闲暇”的说法，将这个集子题名为《三闲集》。

本集的相当一部分杂文都是鲁迅与“创造社”和“太阳社”在“革命文学”问题上的论辩文章，如《“醉眼”中的朦胧》(初载1928年3月12日《语丝》第4卷第11期)、《文艺与革命》(初载1928年4月16日《语丝》第4卷第16期)、《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初载1928年5月7日《语丝》第4卷第19期)、《革命咖啡店》、《文学的阶级性》等。在这些文章中，鲁迅批评了“创造社”和“太阳社”“左”的错误倾向，认为他们片面夸大“文艺的旋乾转坤的力量”，并着重指出小资产阶级作家思想改造的切实态度，在于“不怕批判自己”，而且“敢于明言”。“不要脑子里存着许多旧的残滓，却故意瞒了起来，演戏似的指着自己的鼻子道惟我是无产阶级！’”。鲁迅这些意见，是对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倡导者的针砭。在《铲共大观》(初载1928年4月30日《语丝》第4卷第18期)等文中，鲁迅愤怒斥责国民党新军阀的反革命大屠杀，指出这决不能将革命镇压下去，因为“革命被头挂退的事是很少有的”；同时又总结革命失败的沉痛教训，强调“革命的完结，大概只由于投机者的潜入。也就是内里蛀空”。鲁迅还写了《新月社批评家的任务》，批评“新月”派。在《无声的中国》、《述香港恭祝圣诞》、《流氓的变迁》等文章里，鲁迅对包括香港在内的民情世态和文化现象进行批评。在写作《三闲集》的同时，鲁迅主要的精力用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翻译和介绍方面，他特别提到，“我有一件事要感谢创造社的，是他们‘挤’我看了儿种科学底文艺论”，因此“救正”了自己“只信进化论的偏颇”(《序言》)。鲁迅在本书《序言》中指出：从《三闲集》开始，已不大写简括的“随感录”，主要是写“短短的批评，纵意而谈”的“杂感”和较长的“论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