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理论概念。主要表达对文学家主观条件与文学创作的关系的认识。曹丕《典论·论文》讲：“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这个“气”，指文学家天赋的气质、个性及与此相关联的情感、才能。汉代的《礼记·乐记》已把艺术创作范畴的“乐”和“气”联系起来讨论，提出了“乐气”的概念，这是“文气”说的重要理论根源。东汉以来的“元气”论者认为，人和天地万物都产生于“气”，这是“文气”说的哲学依据。曹丕认为，文学家先天具有的“气”是产生不同成就、不同风格的根本原因，并把这一观点运用于对具体作家、作品的评论，奠定了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中风格论的基础。此后刘勰继承了曹丕的观点，《文心雕龙·体性》讲：“才有庸俊，气有刚柔，学有浅深，习有雅郑，并情性所铄，陶染所凝，是以笔区云谲，文苑波诡者矣。”“八体屡迁，功以学成，才力居中，肇自血气；气以实志，志以定言，吐纳英华，莫非情性。”较为深入地讨论了“气”与风格的关系，并以后天习染的意义弥补了曹丕“文气”说的不足。初唐史臣撰写的《周书》卷41称：“原夫文章之作，本乎情性”、“虽诗赋与奏议异轸，铭诔与书论殊途，而撮其指要，举其大抵，莫若以气为主，以文传意。”也继承了曹丕的“文气”说。另一类“文气”说的代表者是韩愈，他继承了孟子“养吾浩然之气”的思想，主张由儒学的修养而达到“气盛”，作用于文，“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为宜”(《答李翊书》)。苏辙在讲“文者，气之所行”的同时也认为“气可以养而致”(《上枢密韩太尉书》)。清代“桐城派”的散文理论中讲文中之“气”，也大体本于韩愈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