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传体史书。记载三国时期魏、蜀、吴史事，包括《魏书》30卷，《蜀书》15卷，《吴书》20卷。 西晋陈寿撰。后世以《三国志》与《史记》、《汉书》、《后汉书》并举，称作“前四史”。

《三国志》的一个缺陷是只有纪、传而没有表、志，也许因为材料不足而没有撰写。纪传部分虽然文笔简洁，剪裁得当，但由于晋代很多资料后出，陈寿尚不及见到，所以史事上失于简略，时有脱漏。南朝宋裴松之因“上搜旧闻，旁摭遗逸”，为《三国志》作注。裴注体例，重在对史事的纠缪、评论，补缺和备异，增补了大量史料，引书在200种以上。这些书后来大都亡佚，赖裴注得以保存，故对三国史的研究，裴注与《三国志》具有同等重要的史料价值。

《三国志》人物传记比不上《史记》的气势飞扬，神采奕奕，也比不上《汉书》的周详绵密，谨严明晰，但也还有许多人物写得颇为精采，如曹操、刘备、诸葛亮、周瑜、张昭等传，都以简洁的文笔写出了人物的个性。

《三国志》对文学的最大影响，是它所记载的人物故事， 一千多年来成了民间说唱、戏曲、小说的取材渊薮。唐李商隐《骄儿诗》就提到说书人形容张飞和邓艾的神色语态；苏轼《志林》亦载里巷小儿听三国故事，闻刘备败辄愁苦，闻曹操败即开心。至于宋、金、元3代戏曲中关于三国故事的剧目，如桃园结义、过五关斩六将等，更是比比皆是。著名的长篇历史小说《三国演义》，题作“晋平阳侯陈寿史传，后学罗贯中编次”，意即为《三国志》的演化和铺展。小说实际上是以《三国志》的人物和史实作为基础和框架，进行大量艺术加工和典型概括而完成的。

自裴注之后，为《三国志》作注的还有清梁章钜《国志旁证》和近人卢弼《三国志集解》。中华书局的点校本广泛吸收前人的校注成果，是目前通行的本子。选本有今人缪钺的《三国志选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