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艺思潮。“现实主义深化”问题，是评论家邵荃麟在60年代初期与“写中间人物”观点同时提出来的文学主张。现实主义问题本身，就是一个关系到文学发展的重大理论问题，建国以来，围绕这一问题已展开过多次论争。50年代关于真实性、关于“现实主义——广阔道路”、关于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关于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的斗争的问题的讨论，以及60年代初关于典型问题的讨论，都涉及到现实主义问题。邵荃麟在1960年评论《创业史》(第一部)及1961年主持典型问题讨论时，实际上已经谈到关于“现实主义深化”的问题。而他正式提出“现实主义深化”的主张，则是1962年8月2日至16日，在中国作协在大连召开的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作总结发言时提出来的。

在大连会议上，邵荃麟在阐述如何使革命性与现实性更好地结合起来时，提出了“现实主义深化”的主张。他说：“如果说，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现实主义则是我们创作的基础。没有现实主义，就没有浪漫主义。我们的创作应该向现实主义突进一步，扎扎实实地反映现实。”他认为，只有通过现实主义深化，才能在这个基础上产生强大的革命浪漫主义，从这里去寻求“两结合”的道路。他说，如何表现内部矛盾的复杂性，看出思想意识改造的长期性、艰苦性、复杂性，要深刻地去认识、了解、分析、概括生活中的复杂斗争，更正确地去反映人民内部矛盾，是我们作家的新的任务。由此可以看出，邵荃麟关于“现实主义深化”的主张，就是要反对虚假的现实主义和浮夸的浪漫主义，确立革命的现实主义。

邵荃麟提出“现实主义深化”的主张之后，有人发表文章表示赞同，认为这一观点在当时很有现实意义。如康濯在河北省短篇小说座谈会上作《试论近年的短篇小说》(发表在《河北文学》1962年10月号和《文学评论》1962年第5期)的发言时说，把近年来短篇小说创作“整个地比一比，这其中强烈的现实性似乎要稍逊于强烈的革命性”。因此，他特别强调，必须把现实主义放在主要的位置，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达到百花齐放的繁荣”。

到了1964年，在“左”倾思潮日益泛滥的情况下，开始了对邵荃麟观点的激烈批判。《文艺报》等报刊在批判“写中间人物”的同时，也批判了“现实主义深化”的观点，认为邵荃麟“所提倡的现实主义，是抽掉了革命性的现实主义。……本质上就是资产阶级的现实主义”。到1966年，在江青、林彪共同炮制的《关于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中，“现实主义深化”被定为“黑八论”之一。粉碎“四人帮”后，“现实主义深化”论重新得到了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