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运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重视开展民歌创作活动和注意进行民歌的收集、整理工作。1938年2月，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发出征求歌谣启事，要求广泛而普遍地收集各地的山歌、民谣小调，利用歌谣的旧形式装进新内容，或采用歌谣的格调创作新诗歌。1939年3月，中国民间音乐研究会在延安成立。此后，解放区的文艺工作者对民歌的收集、整理工作更为重视。截至1943年初，已收集陕甘宁边区以及蒙古、绥远、山西、河北等地的民歌2千余首。鲁迅艺术文学院编的《陕北民歌选》就是收集民歌的一个重要成果。该书收入“信天游”、“蓝花花”、“揽工调”等民歌，由公木、李雷、葛洛等人初步整理，何其芳负责选编、校勘和注释。群众创作的民歌中，较有影响的是陕北佳县农民李有源、李增正创作的《东方红》等。延安的诗人们也积极参加民歌运动。延安诗会、新诗歌会等诗歌团体举行诗歌大众化讨论会，肯定民歌体大众诗歌有着可观的前途。萧三等诗人还在《解放日报》等报刊撰文，提倡民歌体新诗的创作。许多诗人纷纷致力于创作民歌体新诗，成为一时的风尚。其中柯仲平、刘御、萧三、阮章竞、李季、李冰、张志民等人的成绩较为引人注目。特别是李季从陕北民歌、陇东民歌中汲取营养，采用“信天游”的形式创作的叙事长诗《王贵与李香香》，是延安民歌运动的重大收获，而它的发表又有力地推动了该运动的深入发展。此外，延安民歌运动也促进了街头诗运动、朗诵诗运动和新秧歌剧运动的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