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论争。“五四”运动后，西谛(郑振铎)等新文学工作者鉴于中国一般民众“仍旧未脱旧思想的支配”，对新文学态度淡漠，出现文学与民众脱节的现象，因而从1921年开始，在上海《时事新报·文学句刊》、《小说月报》等报刊进行了一场关于“民众文学”问题的讨论。讨论中大家 一致认为，提倡民众文学是对有封建毒素的旧文学的 一种反拨，目的在于改造民众心理，净化民众灵魂，提高民众素质。如果“民众的思想基础，乃建筑在诲淫，诲盗、佞鬼神，养成奴隶性的小说曲本上面”，是“使人不寒而栗”的(许昂诺《民众文学的讨论》)。在如何理解民众文学的具体问题上，发生较大的分歧。朱自清在《民众文学谈清按》一文中认为，“所谓民众文学：一是‘民众化的文学’，二是‘为民众的文学’”。后来在《文学旬刊》开辟的《民众文学的讨论》专栏中，他又指出，“民众文学”“只能有后一种”，“因为照历来情形推测起来，文学实不能有全部民众化之一日”。俞平伯则“不承认有为民众的文学，而承认可以有民众化的文学”，因为“文学是根源于一种热烈的冲动，是无所为而然的，一有所为，无论为的是什么，都不算是文学”(《更正》)。一些人还认为，民众是包括各个方面的人士，因而“民众文学”要注重地方色彩，并在创造新的民众文学的同时，还要“删订旧有的民众文学”(许昂诺)。沈雁冰在复张侃信中认为，应提高民众的文学鉴赏力，不能“专以民众的鉴赏力为标准而降低文学的品格以就之”。撰文参加讨论的还有叶圣陶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