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和现代小说流派。这是一种完全由外国移植过来的小说样式，经历了从翻译外国侦探小说到自己创作侦探小说的发展过程。我国翻译介绍外国侦探小说，开始于清朝末年。现在我们所知道的最早译本，是由上海《时务报》馆翻译、光绪二十五年(1899)上海素隐书屋出版的《新译包探案》，内收英国作家柯南·道尔《福尔摩斯探案》中的5篇作品。由于外国侦探小说具有独特的内容和形式，所以备受中国读者的欢迎，以致在很短的时间内，便形成了一股翻译侦探小说的热潮。仅据阿英《晚清小说目》所统计，在清末十年左右的时期内，我国共出版了六百余种翻译小说，其中所占比重最大的就是侦探小说。如果再加上散见于报刊的大量侦探小说，其数量更为可观。可以说，当时世界上比较著名的侦探小说，差不多都被翻译介绍了进来。

外国侦探小说的广泛流传，刺激了我国作家的创作欲望，于是便由单纯翻译而发展到翻译与创作并举。虽然第一篇(或部)创作的侦探小说一时难以确定，但清末已有作品出世却是可以肯定的。起初皆为文言短篇，数量也不甚多，质量也不很高，尚属我国侦探小说的发轫时期。辛亥革命以后，情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不但作品数量多了起来，而且质量也有所提高，并产生了一部影响较大的侦探小说专集，即俞天愤的《中国新侦探案》。该书收录文言短篇侦探小说20篇，均取材于作者的家乡常熟，而采取了外国侦探小说的一般模式，即以同一私家侦探为各篇的主人公，使其既能独立成篇，又有密切联系，若断若续，可长可短。这种系列式的模式，后来的作家大多采用，以致成为我国侦探小说的定式。

“五四”以后，侦探小说不仅未被新文学所淹没，反而得到了更大的发展。其主要表现是：侦探小说作者的队伍不断扩大，作品数量急剧增加，白话体逐步代替了方言体，甚至产生了专刊《侦探世界》。据粗略统计，载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我国侦探小说作者超过了50人，成册的作品更达数百种。涉及这一领域的不乏著名作家，如陈蝶仙、徐枕亚、李定夷、李涵秋、胡寄尘、徐卓呆、徐哲身、张碧梧、顾明道等。其中更有以侦探小说出名者，如《霍桑探案》的作者程小青、《李飞探案》的作者陆澹安、《侠盗鲁平奇案》的作者孙了红。就作品而言，则《霍桑探案》最为突出，它包括若断若续的中短篇小说80余篇，总篇幅达300余万字，超过了世界著名侦探小说《福尔摩斯探案》(60篇)，是我国规模最为宏伟、影响最为广泛的侦探小说。

侦探小说所写的各种案件，是社会问题乃至政治问题的集中表现，作者借此揭露了晚清和民国年间诸多腐败、黑暗现象，如党派的争权夺利、司法的暗无天日，阶级的贫富悬殊、道德的江河日下等等，具有一定的认识价值。它以调查研究和逻辑推理为主的破案方法，在当时更起了破除迷信，宣传科学，启迪智慧的作用。至于它为我国小说增加了一种新的表现形式，则更是不言而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