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评论文。沈从文作。刊载于1946年11月10日天津《大公报》。作者认为文学应有好的作品，用“宏博深至”的感情去影响读者。“政治上负责”应将它交给自由主义者，听其“自由发展”。但是在朝在野者依然把作家纳入宣传机构，文学运动离不了商业竞卖和政治斗争，“由切实工作转为宣传铺张”。团体和成就的比例相反，集团越大，成就越小。文章还认为国家被一些伟人在玩火，但玩火者必自焚。将来的出路是从争夺以外，“用‘爱’和‘合作’来重新解释‘政治’二字的含义”。应当容许并鼓励“清新活泼自由独立的空气”，去掉依赖的受奴役的麻痹的习惯，敢否定腐朽的现实，批评用武力推销的主义。凡用武力推销主义的上层人物，无论在朝在野，都对人民毫无爱和同情。真正丰富了人民的情感，提高了人民的觉悟的，还是几个有思想有热情有成就的作家。一个作家之所以可贵，就在于沉默谦虚地从事工作，忠于求知，敬重知识，并发扬这种精神。这是作者当时发表的类似观点的系列论文之一，从另一角度对政治和艺术的关系发表自己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