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现象。1921年7月10日，《小说月报》第12卷第7号开辟“创作讨论”栏，发表8位作家的9篇文章，就新文学(尤其是小说)创作的诸问题进行了讨论。大家都认为，文学应当反映社会生活。瞿世英说：“文学的本质便是人生”，其作用是“批评人生，表现人生”(《创作与哲学》)。叶绍钧强调，文学要写出“全民族的普遍的深潜的黑暗，使酣睡不愿醒的大群也会跳将起来”(《创作的要素》)。庐隐认为要偏重于反映社会悲剧，但“不可过趋向绝望的一途”(《创作的我见》)。沈雁冰则进一步指出，创作家最重大的职务，是“隐隐指出未来的希望，把新理想新信仰灌到人心中”(《创作的前途》)。郑振铎批评“创作界的致命伤”是“平凡与浅薄”，他认为首先应追求作品“思想与情绪的深刻”，“艺术上就是差些也是不要紧的”(《平凡与纤巧》)。说难(胡愈之)则提出，作家既要有“艺术的眼光”，又“须具一副深通国情的眼光”(《我对于创作家的希望》)。沈雁冰也指出，作品要以本国为“背景”，有“本国的情调”，但反映的情感却又要是“世界之人大家能理会得的”。发表意见的还有许地山(《创作底三宝和鉴赏底四依》)、王世瑛(《怎样去创作》)、郎损(即沈雁冰，《社会背景与创作》)等人。这次讨论涉及面较广，在文学界影响较大，对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