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思潮。文学研究会的沈雁冰、叶绍钧、郑振铎等首先举起“为人生”的文学旗帜，他们明确宣布：“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我们相信文学是一种工作，而且又是于人生很切要的 一种工作”(《文学研究会宣言》)，认为“文学应该反映社会的现象，表现并且讨论 一些有关人生一般的问题”(茅盾《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为人生”的文学的提倡者们以极大的热情将西方近代文学理论和文学作品介绍到中国，他们把写实主义— —自然主义当作校正中国文学弊病的“对症药”(沈雁冰《一年来的感想与明年的计划》)。沈雁冰效法泰纳，从人种、环境、时代、作家的人格等方面说明文学与人生的关系。他赞赏“描写眼前平凡的事物，件件是真实的”的作品(《答周赞襄》)，主张“客观的观察”，反对“主观的向壁虚造”(《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提倡者们始终努力使文学接近社会生活，重视文学作品的社会效果，强调文学家对社会的责任。沈雁冰呼吁作者们重视“社会背景”(《社会背景与创作》)，希望他们把注意力从个人感情转向广阔的社会，他并且提出：“我对于现今创作界的条陈是‘到民间去’”(《评四五六月的创作》)。

在“为人生”的思想指导下，叶绍钧、王统照等一批作者认真严肃地进行“人生究竟是为什么”的探讨，同时，不断地扩大着创作视野。他们以《隔膜》(叶绍钧作)、《命命鸟》(许地山作)、《海滨故人》(庐隐作)、《超人》(冰心作)、《微笑》(王统照作)等众多作品，多方面地表现了社会人生。“五四”时期的鲁迅也主张“为人生”的文学。他后来说自己做小说，便“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他呼吁作家们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写出有血有肉的作品来。他自己身体力行，以《狂人日记》、《阿Q正传》、《祝福》等一系列小说，代表着“为人生”的文学的最高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