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辞》篇名。屈原作。也被称为《离骚经》、《离骚赋》或简称《骚》。在文学史上《风》、《骚》并称，前者代表《诗经》，后者代表《楚辞》。屈原是骚体的开创者，所以又称屈骚。对“离骚”的解释，古人主要有3种说法，即“离忧”、“遭忧”、“别愁”；今人或释为“遁避”、“遣愁”，或释为“牢骚”、“陈述”，或疑其为楚国的一种歌曲的名称，即古音相近的“劳商”2字的异写。上述古今诸说不尽相同，但大致都认为《离骚》是寄托忧愤之作，而这种忧愤并不是作者屈原虑及自身的祸福安危，主要是担心楚国国君、朝廷的前途，即诗中所云“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然而，这种竭忠尽智之心竟不被楚王理解，“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谗而齌怒”。刘安《离骚传》说：“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屈原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乎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史记·屈原列传》引语)如果把“离骚”释为“牢骚”、“遭忧”，那么这当是一种满怀家国之慨的政治牢骚和寓意深邃的忧患意识。

屈原是很有魅力的诗人，《离骚》是很有魅力的诗章。这种魅力主要是来自于诗人所具备的令人仰之弥高的人格力量和作品中所特有的悲剧因素。比如诗中说“鮌婞直以亡身兮，终然天乎羽之野。汝何博謇而好修兮，纷独有此姱节？”“婞直”可训为倔强。鮌同鲧，作为人名，相传为夏禹之父。一说他奉尧命治水，一味筑堤防泛，9年未成，被舜杀死在羽山。《舜典》等甚至把鮌作为与共工等并列的“四凶”之一。屈原采取的显然不是这类有损于鮌的名声的记载，看来他是倾向《山海经·海内经》和《国语·晋语》的说法，在洪水滔天的危机时刻，鮌违帝命，私窃息壤以堙洪水，帝令祝融杀鮌于羽郊。鮌的悲剧是双重的，明明是一个英雄，却被视为凶者，其违帝命，是为了拯救人类反遭殛杀。《离骚》主要不是为鮌翻案，但它所流露的对鮌的同情和赞赏，说明诗人与鮌有着同样的爱憎、同等的人格，所以他没有听从女媭的劝告，仍坚持刚正直言和完美的节操。“余固知謇謇之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这表明诗人是在自觉承担其悲剧命运，从而达到人格的自我完善。

《离骚》所展现的抒情主人公的悲剧比鮌更进了一层，鮌为了拯救人类死得其所，而屈原却为佞臣奸邪所执，报国欲死无战场。为了实现美政的理想，诗人天上地下到处求索，当他驱遣着日月风雷遨游于寰宇时，在天帝门前竟遭到了冷遇：“吾令帝阍开关兮，倚阊阖而望予。”这虽是一种夸张的、超现实的文字，但却有着深刻的实在的隐义。作为人臣，屈原的满腔愤怨，既有针对奸人群小的，更有针对楚王的，但是都不能指名道姓地加以斥责，前者以“党人”相称，后者以“灵修”为喻。“帝阍”虽是指想象中掌管天门的人，但其倚门而望的奸佞相，似是楚怀王的爱子子兰和宠妻郑袖这些“内当家”的化身。子兰身为令尹，干的是荒淫误国的勾当；史载“南后郑褎(袖)贵于楚”。由这类人物当道、把门，象屈原这种耿介之士岂得破门而入？“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意谓屈原埋怨楚王不能体察自己的衷情而听信谗言。对国君抱有这么大的怨气，在当时洵属大逆不道，那是十分危险的。对此，诗人有充分估计：“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离骚》全文虽长达370多句、近2500多字，且结构恢宏、内容驳错，但它的中心是这种九死不悔的为真理而献身的精神。诗人的人格愈高尚、愈光明正大，邪恶黑暗的现实愈加不容，二者的碰撞力愈强，这也是通常所说的屈赋震撼人心的悲剧冲突。

这种冲突表现在《离骚》中有两层大的波澜：表层为从开头至“岂余心之可惩”，主要写主人公“有内美”、“重修能”的品格，他忠心报国，却遭到不公正的待遇；深层从“女媭之婵嫒兮”至篇末，主要写诗人的内心波折。这种种曲波巨澜又是产生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上：当时的楚国必须革故鼎新，纵合诸侯，横抗强秦。“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这话虽然带有一定的宗法色彩，它所体现的也不同于今天所提倡的爱国精神，但当时在这种精神陶冶下的楚国民众，在其自身奋起，特别是实现齐、楚、燕、赵、韩、魏合纵之时，是能够抵御西秦，从而达到苏世独立的目的。然而可悲的是不但秦国要破坏合纵实现联横，更可悲的是象屈原这样能够“导夫先路”，明知“路曼曼其修远”而勇于“上下求索”的具有变革现实抱负的人，不仅才干不被重用，其对故楚的一片忠心，反倒忠而见疑。西秦重用苏秦、张仪，他们以纵横之说游说各国，而诗人却被楚王见疏、流放，以至于赍志投江。屈原的自沉本身是亘古罕见的真正意义上的悲剧，《离骚》就是这整出悲剧的最集中的一幕。“忳郁邑余侘傺兮，吾独穷困乎此时也”、“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诟”、“阽余身而危死兮，览余初其犹未悔”，而比这种“穷困”、“危死”悲剧意味更浓重的则是“忽反顾以流涕兮，哀高丘之无女”。“高丘”当是上层社会的隐语，“无女”则是无美政的代词。此后一大段抒写诗人欲求众女而不得的孤独和失落，以及“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琢谓余以善淫”等句，这正是诗人长期瘀滞于心的哀怨愤怼的写照。

当然这种写照不是生涩平直的，在“闺中既以邃远兮，哲王又不寤”，诗人走投无路时，“灵氛”出现了。这位神巫为“余”算了一卦，卦中说：天下广大，不止一处有娇娃，你又何必迷恋着故宇旧家？听此言，“余”决心不大，再找巫咸补一卦。巫咸说，前代君臣际遇多佳话，商汤、夏禹、周文、齐桓举贤授能后世夸。既然小人不可信，香草变质臭气熏，扭转行程向昆仑，漫长路上觅同心。“西海”相合日益近，俯视故乡不忍再前进。既然国内无同道，只得投江把彭咸找！到此《离骚》的情节结束了，但它留给人们的思索却是无比深长的——主人公为什么从逼近“西海”的路上返回，他没有踏上被东升的太阳照射得一片辉煌的“西极”乐土，却举身跳进了汨罗江？对此，不同时代、不同信念的读者当有各自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答案，在这些方面越俎代庖无济于事，不妨掉转视角，去寻绎此篇的传神阿堵或个中三昧。

《离骚》最重要的艺术特色是它代表了屈原作品“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鲁迅《摩罗诗力说》)的抒情模式。这种模式本身是在突破了传统的“喜怒不形于色”、“怨而不怒”、“温柔敦厚”等等矫情模式的前提下创建的，其爱憎那么鲜明，感情那么炽热，对国事、人生以至于宇宙自然的思索那样深沉，无一不表现出其独特的忧患意识。这种意识的外化不是“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无病呻吟，而是与自己的切身感受、苦难经历乃至热血和生命交融在一起的深层的心理体验。文学作品作为情感形式，其特质在《离骚》里得到了最集中的体现，或谓作者有着十分饱满的感情投入。

了解了上述《离骚》的情感机制，将对人们以往所说的它的比兴手法产生新的认同。情感虽是文学作品的专利，但《离骚》却不是那种感情激越的标语口号，而是富有强烈感染力的真正文学作品。这种感染力一方面产生于作品感情力量的厚实充沛，另一方面则来自于作者善于使情感客观化、对象化的艺术造诣，这也就是古人所说的“博依”手法、“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离骚经序》)。显然，王逸的理解尚在比德阶段。实际上，《离骚》中大量神话传说的应用，通过神巫对古圣贤的赞颂，以及通篇所表现的丰富的想象力、宏伟的结构、斑斓的文彩等等，这一切又说明《离骚》的艺术手法较传统的比德大大进了一步。正是因为它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传统性的束缚，不仅靠生活中的真实感受，而能将这种感受加以延伸和升华，从而创造出屈赋中特有的想象中的真实——浪漫主义精神。这种精神不受时空限制，具备这种精神的《离骚》被认为是一种带有英雄色彩和传奇色彩的、代表一种新式审美观念的“骚型美”，其对后世文章的影响，远在《诗经》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