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现象。1921年12月4日至1922年2月14日，鲁迅署名巴人在北平《晨报副刊》连载中篇小说《阿Q正传》。小说以辛辣冷峻的笔调，描写了落后农民阿Q向往革命而终遭镇压的悲剧故事，深刻地揭露了阿Q的精神胜利法及其历史和社会的根源。还在作品连载时，社会上和文坛上就产生很大的反响。有许多“小政客和小官僚惶怒”，以为“是在讽刺他”(鲁迅《〈出关〉的“关”》)，还“有许多人都栗栗危惧，恐怕以后要骂到他的头上”，“从此疑神疑鬼”(涵庐《闲话》)。1922年2月，沈雁冰撰文评论《阿Q正传》说，“虽只刊登到第四章，但以我看来，实是一部杰作”(《通信》)。翌年10月，他又指出：“《阿Q正传》给读者以难磨灭的印象。现在差不多没有一个爱好文艺的青年口里不曾说过‘阿Q’这两个字。”他还认为，小说“刻画出隐伏在中华民族骨髓里的不长进的性质，——‘阿Q相’”，这就是小说“所以可贵”和“流行极广”以及被人“不满意”的原因所在(《读〈呐喊〉》)。1924年1月，成仿吾撰文批评《阿Q正传》是“浅薄的纪实的传记”，其“描写虽佳，而结构极坏”(《〈呐喊〉的评论》)。嗣后，西谛(郑振铎)撰文赞誉《阿Q正传》是“《呐喊》中最出色之作”，认为它在中国文坛上的地位是“无比的”，“将来恐也将成世界最熟知的中国现代的代表作了”；同时，又对“大团圆”的结局不以为然，认为“象阿Q那样的一个人，终于要做起革命党来”，似乎难以理解，“至少在人格上似乎是两个”(《闲话〈呐喊〉》)。对此，鲁迅回答说：“据我的意思，中国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既然革命，就会做的。我的阿Q的运命，也只能如此，人格也恐怕并不是两个。”(《〈阿Q正传〉的成因》)。1928年3月，钱杏邨(阿英)发表《死去了的阿Q时代》，文中一方面肯定小说揭露出“中国的病态的国民性”，另一方面却断言：“不但阿Q时代是已经死去了，《阿Q正传》的技巧也已死去了！”后来的事实证明，《阿Q正传》不仅在国内广为流传，而且受到国际文学界的高度评价，并被译成英、法、俄、日、德、捷克、世界语等多种文字，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