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评论文。冯乃超作。发表于1928年1月15日《文化批判》创刊号。该文认为，胡适为适应社会改革要求，倡导白话文，是新文学运动的健将，但不久便倒退没落。并举出当时5位作家，指出其倾向及同社会的关系：叶圣陶是“中华民国的一位最典型的厌世家”，是非革命的倾向。鲁迅的好处是手法圆熟，然而“反映的只是社会变革期中的落伍者的悲哀”。郁达夫所表现的愁苦和贫穷，引起青年共鸣，但对社会的态度与上述2人没有区别。郭沫若是对社会实有反抗精神的作家，创造社的浪漫主义有进步意义。张资平只描写学生的平凡生活、小资产阶级的无聊虚伪的两性生活，会没落到反动的社会阵营。又指出中国的艺术家多出自小资产阶级，当他们没有真正认识革命时，只是自己阶级的代言人。”为艺术的艺术”和“为人生的艺术”都是错误的，艺术应是人类意识的发达和社会构成的变革的手段，要有严正的革命理论和科学的人生观作基础。此文在革命文学论争中曾引起过强烈的反响和和广泛的争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