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论争。1935年5月，胡风应上海文学社征文，写了《什么是“典型”和“类型”》一文。在谈到典型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时，他以阿Q为例指出：“所谓普遍的，是对于那人物所属的社会群里的各个个体而说的；所谓特殊的，是对于别的社会群或别的社会群里的各个个体而说的。”1936年1月，周扬在《文学》第6卷第1号发表《现实主义试论》，对胡风的解释提出“修正”，认为“阿Q的性格就辛亥前后以及现在落后的农民而言是普遍的，但是他的特殊却并不在对于他所代表的农民以外的人群而言，而是就在他所代表的农民中，他也是一个特殊的存在”。胡风随即在同刊2月号上发表《现实主义底一“修正”》，认为周扬“反对典型底普遍性”，要求的是“没有群体底特征的‘独有的性格’或‘特殊的存在’”，其“结局也就是对于‘典型’的否定”。4月1日，周扬又发表《典型与个性》强调“共同的和独特的两个概念”是可以“同时并存的”，“各个人具有群体的共同性”，都是“群体的利害的表现者”，“但是各个人的性格却是沿着不同的独特的方向而发展的”。他认为胡风虽然也承认典型应当有个性，但把个性解释为“代表许多个性的个性”、“包含了某一社会群的普遍性的个性”，实际上是“否认了文学中具体的，个人的东西”，勾销了“个人的多样性”。对此，胡风写了《典型论底混乱》的长文进行批驳，并再次阐述他的观点，指出：“典型的性格只是通过了个人的物事(感象的形式)的社会的物事，群体底普遍的物事，因而它必然地代表了那群体里的各个个体，对于那些个体绝对不是‘独有的性格’。个人的物事所能有的独创的性格的特征只是附着在社会的物事上面。”嗣后，周扬未再撰文回答，论争即告终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