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理论术语。清代翁方纲自杜甫《丽人行》诗中借来“肌理”一词作为论诗的主旨，并加以多方面的发挥，由此形成了清代诗坛上的一派重要的诗论主张。翁方纲反复强调：“士生今日，经籍之光，盈溢于世宙，为学必以考证为准，为诗必以肌理为准。”(《志言集序》)“诗必研诸肌理，而文必求其实际。”(《延晖阁集序》)翁方纲所谓“肌理”，大体上是“义理”和“文理”的统一。翁方纲说：“义理之理，即文理之理，即肌理之理。”(《志言集序》)“易曰：‘君子以言有物。’理之本也。又曰：‘言有序。’理之经也。”“义理”主要着眼于诗的内容，其核心即“根极于六经”，“通经学古”，也就是儒家的经义。“文理”则主要着眼于诗的形式与技法，包括章法结构(“前后接笋，乘承转换，开合正变”)，遣词用字(“一字之虚实单双”)，声调韵律(“一音之低昂尺黍”)等。总之，“肌理”说强调诗歌创作须以经术与考据的学问为根基。因此，翁方纲提出：“士生今日，宜博精经史考订，而后其诗大醇。”(《粤东三子诗序》)“考订训诂之事与词章之事，未可判为二途。”(《蛾术集序》)翁方纲的“肌理”说，流行于乾隆。嘉庆年间，是作为袁枚所倡导的“性灵”说的对立面出现的，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经学与考据学大盛的文化氛围。它力图纠“神韵”说与“格调”说之偏，结果却走上了混淆诗歌与学术之间界线的歧途。